胥吏問題是晚清吏治的一大頑癥。它嚴重危害百姓，影響政府行政效率，惡化官民關(guān)系，敗壞官府形象。對于胥吏之害，清朝有識之士多有論述，而且還提出了一些改革設(shè)想。

　　改變胥吏結(jié)構(gòu)，提高胥吏素質(zhì)

　　自唐以來，吏就是低賤的一類，唐朝規(guī)定如果擔任過州府小吏的，不得申送進士，與不守禮教品德有虧者一例看待，明太祖更明確規(guī)定，胥吏心術(shù)已壞，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到了清代，吏的流品更賤，權(quán)勢更貴。

　　馮桂芬認為，吏之流品如此低下，并不是自古皆然，而是有個演變過程。在西周時候，吏與士同列，并非賤役。漢武帝時，官署中的屬吏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其流品也還不差。唐代以后，吏中也有人通經(jīng)，元代也有吏做到大官的。明代中葉以后，開始不用賤吏，吏的地位開始低下。

　　對于吏，既不能不用，其流品又那么低賤，怎么辦？馮桂芬主張，變革之法，可以減少吏務(wù)，現(xiàn)行案牘減去大半，有些事情并入幕僚工作，而名之曰幕職，同時給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閑之人為之，由郡縣學山長擇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學中平、歷三試不中試者，送郡縣充選，兼準應(yīng)試。如果九年無過，敘丞簿官候選，始脫試籍。丞侔佐貳等官，于郡縣分聘一人，大吏及部院皆由郡縣擇其特別優(yōu)秀者為之。

　　對于改善胥吏結(jié)構(gòu)、防止胥吏舞弊，鄭觀應(yīng)認為需從兩方面入手，一是改善胥吏素質(zhì)，二是提高司員業(yè)務(wù)能力。對于改善胥吏素質(zhì)，應(yīng)借鑒西方嚴格律師資格的做法，將律例專設(shè)一科，每年一考，列前茅者仍須察其品行，然后準充書吏，錫以虛銜，厚其薪資。倘有顢頇不堪任事者，立予斥革；若其辦事勤能，持躬廉謹，則期滿之日，本官加結(jié)保舉，然后錄用。對于提高司員業(yè)務(wù)能力，要嚴定章程，讓他們熟悉律例。

　　刪削、精簡則例，以杜胥吏舞弊之門

　　馮桂芬指出，在當時官場中，存在著許多完全不合情理的規(guī)章制度，極大地影響行政效率，亟應(yīng)廢除。以吏部而言，對于官員丁憂服闋，按理說，只需稽核月日，看其何時丁憂即知其何時應(yīng)當服闋，現(xiàn)在呢，不相信命官自己的說法，而要丁憂之人的里鄰出具證明；對于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驛之文。

　　他舉例說，他熟悉的一位官員劉文清服闋到京，命署缺，吏部竟以原籍文未到而駁之，這是典型的只信條文不信事實，真是豈有此理、竟有此事！一個人丁憂三年，回來復(fù)職，按理說，三年時間，一般不會驟然變老，一看就知，不會辨認不出來，何需驗看，但是現(xiàn)在竟要驗看。

　　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怪事，就在于吏治腐敗，胥吏以例治事，不看實情，“例之大綱，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于條目，愈勘愈細，其始若離若合，其繼風馬牛不相及，其終則鄭聲譫語，不知所云，遂于宗旨大相背謬，偶一道破，無不啞然失笑者”。

　　免除回避舊規(guī)，減少胥吏舞弊機會

　　官員任官回避本省，對于減少官員徇私機會或行政障礙，本有一定積極意義，但是，對于官員熟悉地方民情風俗，則構(gòu)成很大障礙，這給胥吏蒙蔽官員、營私舞弊留下很大空間。

　　對此，馮桂芬提出免回避的主張。他說，三代之時，無論世家還是草澤，俱任于其國。漢代、唐代、宋代，官員也沒有回避本省的規(guī)定，漢之朱買臣、元魏之畢安敬、唐之張漢周、宋之范仲淹，都在本郡擔任行政長官。明代始有南北選之例，后遂定為回避本省，一直延續(xù)下來。

　　對于官員回避本省的一些理由，馮桂芬作了批駁?；乇苷撜f：“官于本地，關(guān)說之徑路熟，恩怨之嫌疑多，囊橐之取攜便而已?！瘪T桂芬認為，這一說法是片面的，“不知營私固易，舉發(fā)亦倍易。阿比固多，責備亦倍多。祖宗邱墓之所在，子孫室家之所托，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非一官傳舍之比，鄉(xiāng)評之可畏甚于輿論。愚則以為官于本地，較之他鄉(xiāng)倍宜自愛自重，亦人情也”。馮桂芬指出，回避的結(jié)果，增加了為官成本，加大了行政的難度。

　　馮桂芬批評官員回避本省之例，“顯背三代圣人之制，釀民生無形之害，開胥吏無窮之利”。他主張，此法宜反而用之，大吏特簡者不論外，府廳州縣各官，用宋朝官僚“無過三十驛之法”。一驛為三十里，即無論有親無親，皆選近省，縣丞以下不出省，這樣，于國于民，均有益處。馮桂芬是官場過來人，他的這一主張，自有其合情合理之處，趙烈文、陳鼎等都認為此議可行。

　　優(yōu)給工食，量予出身，提升胥吏素質(zhì)

　　陳熾對于胥吏從同情與理解的角度出發(fā)，指出胥吏也是人，饑欲食，寒欲衣，父母妻孥，仰事俯畜，養(yǎng)家糊口，而他們待遇太低，歲給工費，不足供數(shù)日之餐，要他們不舞弊，那豈不凍餒而死？他主張，“宜籌閑款，優(yōu)給工食，務(wù)足以養(yǎng)其身家，而后嚴定新章，禁絕需索，續(xù)有犯者，處以極刑，則法令行而生命重矣”。

　　同時，陳熾主張，對胥吏社會地位、政治出路都要酌情考慮，“宜令公正者得保鄉(xiāng)官，酌量才能，授以散職。惟差役賤隸，人所不齒，故虐民最甚而積弊最深，宜擇安分練事者，或賞給頂帶榮身，或咨送勇營補給糧餉，著有勞績，一律保升，則上進有途，而人思自奮矣”。

　　總之，減其額，恤其家，重其賞，嚴其罰，這些胥吏，素知國法，亦具人心，也就會改邪歸正，不至于像以前那樣索賄營私、殃民害政了。

　　對于如此嚴重的胥吏問題，還有一些敢作敢為的官員也曾提出一些救治之法，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加以改善。曾國藩在直隸總督任上，就頒布過《直隸清訟事宜十條》與《直隸清訟限期功過章程》，并盡力付諸實施。他規(guī)定，手下官員必須勤政、廉政，不準受賄，不準勒索，審案必須盡速，不得拖延；必須嚴格約束胥吏；州縣官員必須親自接案審案。左宗棠、彭玉麟、丁日昌、張樹聲等地方官員，也曾在約束胥吏方面做過一些努力，但效果均很有限。（作者為復(fù)旦大學特聘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