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作者：馬勇虎（黃山學院教授）

　　徽商在長期的經營活動中，形成并保存了數量可觀的商業(yè)文書資料。遺存的徽商商業(yè)文書類型多樣，內容豐富，具體記錄了徽商資本組合、貨源組織、市場銷售、經營開支和貨幣結算等經營活動，較為細致地呈現了徽商經營的實際形態(tài)，是徽商研究乃至中國商業(yè)史、社會經濟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徽商文書是徽州文書的主要類目之一，因此徽商文書的發(fā)掘整理亦得益于20世紀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徽州文書兩次大規(guī)模的發(fā)現。在兩次徽州文書大發(fā)現中，徽商商業(yè)文書得到了初步的整理，相繼公布出版了部分整理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等。但是，在這些整理成果中，公布的徽商文書數量偏少，且系統(tǒng)性也略顯不足。與此同時，在徽商文書發(fā)掘整理的過程中，學者們開始利用文書資料研究徽商，例如張海鵬先生等主編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第十章“徽商個案研究”，即利用了多份契約合同、鬮書及商業(yè)賬簿等文書資料，研究了徽商經營方式。其后雖然也有部分徽商文書研究成果的發(fā)表，然而大多只是停留在個案研究的層面，綜合利用文書的整體研究成果不多，也說明徽商文書資料的限制，制約了徽商研究的深度發(fā)展。

　　進入21世紀以來，一大批包括徽商文書在內的徽州文書整理成果影印出版，如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1～6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至2017年版）、李琳琦主編《安徽師范大學館藏千年徽州契約文書集萃》（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封越健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徽州文書類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2019年版）等，以及各地徽州文書數據庫的上線，為進一步利用徽商文書資料、深化徽商研究創(chuàng)造了極好的條件。

　　徽商文書類型多樣，系統(tǒng)完整，為深化拓展徽商研究提供了門類齊全的原始資料。從業(yè)已公布的徽商文書來看，在徽商經營的鹽、典、木、茶等行業(yè)中，幾乎每個經營環(huán)節(jié)都有文書遺存，顯現出徽商文書類型的多樣性和系統(tǒng)完整性。例如，在商號開業(yè)之初，既有商人出資合伙經營的合同契約，也有官府批準經營的執(zhí)照、引照和引票等；在商業(yè)經營過程中，不僅有徽商的訂貨單、銷售單、發(fā)貨票等，還有銀錢簿、進貨簿、銷貨簿、開支簿等各種類型的商業(yè)賬簿，以及年終決算的盤單和利潤分配的紅單。即便是徽商商號歇業(yè)，也有股東之間進行財產清算與處理的協(xié)議合同等文書。這些類型多樣、系統(tǒng)完整的商業(yè)文書，覆蓋了徽商開業(yè)、經營、結算，乃至關張歇業(yè)等環(huán)節(jié)，較為細致地呈現了徽商經營的實際形態(tài)，因此利用這些文書資料可以對徽商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

　　徽商文書所載商業(yè)經營信息真實、具體，且時間前后連續(xù)，為深化徽商研究提供了翔實可靠的研究內容。在徽商文書中，尤其是商業(yè)賬單、賬簿等，不僅詳細記載商業(yè)資本、商品價格、銷售數額、工資和開支等經營信息，而且時間前后連續(xù)，表現出較好的信息完整性。例如，明代《萬歷程氏染店查算帳簿》，詳細記載了萬歷十九年（1591年）至三十二年（1604年）連續(xù)13年的資產、利潤盈虧、股東與資本數額等經營信息。清代《乾隆萬隆號帳冊》，記錄了乾隆七年（1742年）至二十九年（1764年）22年的股東資本與利潤、支用等經營信息。清末徽商兆成號盤單、抄單記載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長達61年的股東姓名、資本數量和所得利潤金額等信息。志成號商業(yè)賬簿76冊，記錄了咸豐元年（1851年）至十一年（1861年）11年的進貨、銷售和日常開支等經營數據。這些連續(xù)記錄的經營信息為研究徽商資本與利潤分配制度的變遷提供了翔實完整的數據，為研究徽商經營變化與社會經濟變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雖然徽商文書資料的獨特價值，為深入研究徽商提供了珍貴的原始資料，但是利用徽商文書資料，進一步深化拓展徽商研究，尚需要在整理研究的深度廣度上下苦功。

　　深入研究徽商文書，系統(tǒng)整理徽商文書專題資料?；仡櫢母镩_放以來徽商研究取得的成就，其中的經驗之一即是從資料做起。利用徽商文書資料深化徽商研究，也應該主動繼承這一優(yōu)良傳統(tǒng)，做好徽商文書專題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編輯出版《明清以來徽商文書資料匯編》，為徽商研究提供高質量的第一手專題資料。做好徽商文書專題資料的整理工作，首先要有扎實的古文書學知識基礎。不僅需要了解文書發(fā)展演變的源流，還要具備識別徽商文書中的俗字俚語以及商品價格、斤兩、金額等數字民間書寫的技能。其次，徽商文書專題資料如何整理編排，商業(yè)經營的信息和數據如何提取匯總等問題，目前并無先例可循。這就需要在充分研究徽商文書的基礎上，依據商業(yè)經營和文書書寫的規(guī)律，積極探索文書專題資料編排的體例和方法，保證徽商文書專題資料編選工作嚴謹、規(guī)范。

　　利用徽商文書資料，進行徽商行業(yè)史的實證研究?；丈绦袝?、公所文書的大量遺存，說明近代徽商的經營具有較強的行業(yè)性?；丈探洜I的行業(yè)性，也就決定了徽商文書在性質上首先屬于行業(yè)經營文書。因此，依據這些行業(yè)文書，可以對徽商經營的行業(yè)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例如在徽州茶商遺存的商業(yè)文書中，既有小本茶販收購、銷售茶葉的散件文書，也有中等規(guī)模茶號茶葉收購、加工、運銷等簿冊文書，還有較大規(guī)模的茶號經營合同、賬簿、茶引票、船票和承運合同、代沽單等文書。其中，又以介號京茶莊173冊商業(yè)賬簿最為典型。介號京茶莊是徽商茶葉行業(yè)中大型商號的典型代表之一，經營地域覆蓋安徽、浙江、福建、北京、天津等地，形成了茶葉采購、加工和銷售一體化的經營模式，這些賬簿文書正是這一經營模式的真實記錄。顯然，這些不同類型的茶商文書，為徽商茶葉行業(yè)史研究提供了較好的條件。依據這些文書資料，可以分別研究大、中、小型茶號資本的來源、股東的社會構成以及利潤分配機制，進而深入研究茶商營銷網絡的成功搭建與其家族及商人社會資源的關系、茶葉銷售策略的選擇與市場的波動變化等內容，這些研究鮮活而又具體，有助于我們深化對徽商茶葉經營的歷史認識，也會促進對徽商行業(yè)經營特色和規(guī)律的認識了解，從而有利于徽商研究的深入。與此同時，亦可開展不同行業(yè)徽商的比較研究，如從鹽、典、木、茶等行業(yè)資本的比較研究中，分析行業(yè)運轉的資本規(guī)模、資金運轉效率，進而研究行業(yè)資本的差異，從差異中發(fā)現徽商行業(yè)經營的特色特點，實現深化徽商研究的目的。

　　融合徽商文書資料與文獻資料，積極開展徽商相關理論問題研究。首先是利用徽商文書資料，對徽商研究中已經形成的相關概念、理論等進行再審視，從而驗證、夯實徽商相關概念和理論，或者修正、補充、完善已有的結論。例如，徽商大賈、中賈和小賈的概念，需要借助賬簿、分家書等文書中有關資本數量的記載，進行具體的量化計算，從而對其概念形成明確的定義。其次是利用徽商文書資料，對徽商經營中的基礎問題展開深入研究。如徽商資本研究、徽商與明清市場研究、徽商資本風險管控與產權保護研究等。其中，徽商資本風險管控與產權保護研究，主要考察徽商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產權意識不充分的社會環(huán)境下，如何籌措經營資本并進行資本風險管控，進而實現產權保護與經營效益增長的關系。徽商合伙經營合同中有關官利余利制的約定，為這些問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