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導致的經濟停滯甚至衰退，幾乎將全球宏觀經濟學家們的智慧供給逼到了墻角。

　　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全球經濟衰退不同，本次疫情帶來的沖擊幾乎找不到基線場景。或者說，這是主要經濟體根本來不及準備應對預案的“即刻癱瘓型”外部沖擊。病毒對人類生存與生產生活的侵害，將致命威脅與恐慌發(fā)酵形成的雙風險螺旋演繹到另類的淋漓盡致，并對各國供給側與需求側同時造成影響。

　　不久前還洋洋自得于失業(yè)率降至50年來最低的美國政府，如今卻不得不面對超過2600萬人申請失業(yè)救濟的困局。美國經濟步入73年以來最嚴重衰退區(qū)域將是大概率事件。歐元區(qū)則已迎來1999年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局面。疫情相對而言輕一些的日本，政府對經濟的悲觀程度也上升到十年來之最。而較早受到疫情沖擊但率先控制住疫情的我國，盡管積極推動復工復產，但一季度GDP還是同比下降了6.8%，自1992年公開季度GDP以來首次出現(xiàn)季度負增長。至于那些抗擊打能力更弱的中小經濟體尤其最不發(fā)達國家，更是備受煎熬。

　　所幸的是，本次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大衰退并非由于全球經濟基本面顯著惡化或金融失衡引起的。這也意味著，只要疫情得到全面控制，經濟常態(tài)化的恢復時間就不會太久，甚至有可能出現(xiàn)報復性增長。但在疫苗問世之前，任何對經濟復蘇前景的樂觀預期都建立在假設性基礎之上。

　　盡管全球經濟短期內很難看到復蘇之光，但各國已為阻止本國經濟與金融體系崩潰、維系國計民生之需而投入了總共大概8萬多億美元。至于這多么錢是不是以真金白銀形式拿出來，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比如，確診人數已超過160萬的美國幾乎把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箱里的各種工具都翻出來了。美聯(lián)儲更是無上限啟動量化寬松政策，大有把過去視為非主流的現(xiàn)代貨幣理論(MMT)升格為主流經濟學之勢。而稍微有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在金本位制被信用貨幣制度取代之后，早已負債累累的美國本次拿來救市的錢，其實就是開動印鈔機發(fā)綠票子。而迄今為止，無論美聯(lián)儲主席鮑威爾還是財政部長姆努欽，都不敢保證美國未來不發(fā)生通貨膨脹。但經濟學家們早已做過嚴謹推算，美聯(lián)儲自1913年成立以來，美元已經貶值100多倍。所謂錢到底值不值錢，普通老百姓最有感知。

　　梳理疫情在全球蔓延以來美歐等國祭出的貨幣與財政應對措施，如下幾類是必須的：一是為穩(wěn)住市場情緒而投放流動性，二是直接援助乃至接管因疫情沖擊而面臨破產的企業(yè)，三是直接救助底層百姓等等。

　　就第一個動作而言，如果美聯(lián)儲在今年3月不緊急開閘大規(guī)模放水，可能美國股市早就腰斬了。而第二類救助措施，盡管嚴重背離“黑板經濟學”原理，但作為西方國家政府，如果在核心企業(yè)面臨破產的關鍵時刻袖手旁觀，無異于政治白癡。至于第三類舉措，盡管被一些美國富人代表嘲笑，但這正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美國老百姓普遍存在的低儲蓄偏好，使他們在面對新冠疫情帶來的大規(guī)模失業(yè)潮沖擊面前幾乎沒有防御韌性。這個時候，政府直接發(fā)錢才是硬道理。

　　但另一方面，由于事先沒有預案，各國政府迄今為止釋放的各種應對之策不可能做到一一精準。有的甚至是帶有強烈利益偏好的政策刺激。在信貸擴張已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經濟信心主要支撐的后工業(yè)化時代，發(fā)達經濟體貨幣管理部門承擔的角色越重，就越意味著債務風險的累積。而2008年爆發(fā)的金融危機給世人帶來的嚴重教訓就是：在實體經濟效益未能得到同步提高的情況下，一國如果持續(xù)推動金融深化乃至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天量的信貸擴張來支撐，最終會對經濟體系造成難以修復的破壞。

　　偏偏這些年來，全球實際經濟增長、產業(yè)發(fā)展與技術進步無法有效對沖泡沫和風險積累，不少大型經濟體跌入“債務驅動型”增長陷阱。而宏觀經濟學早已證明：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本質上都與勞動生產率明顯下降、資本回報率顯著下降密切相關。如果大量信貸和貨幣創(chuàng)造繼續(xù)被用于購買存量資產，而非生產性投資與技術研發(fā)，則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到來將為期不遠。

　　新冠疫情作為重大公共衛(wèi)生事件終將過去，但美聯(lián)儲開具大額救市與救助支票而超發(fā)的貨幣很難快速收回。對其他大型經濟體而言也是如此。因為經濟體系或曰經濟生態(tài)系統(tǒng)，與人體一樣，是不能被經常刺激尤其大規(guī)模刺激的，否則一定會發(fā)生功能性紊亂。有遠見的經濟決策者不會不知道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內生增長理論的歷史穿透力。羅默的研究表明驅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知識創(chuàng)新、科技進步和提升人力資本。而真實世界的經濟實踐已證明：羅默的新增長理論不僅能解釋諸多經濟增長現(xiàn)象，而且能促進不少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增長轉型。

　　盡管內生性增長理論的諸多政策建議在眼下看來似乎緩不濟急，但事實已經證明：全球經濟在2008年至2014年間取得的復蘇成果，本質而言是內含巨大不確定性的復蘇。因為主要發(fā)達經濟體并未將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邏輯起點，放在檢討既有增長模式的缺點并加大技術研發(fā)投入與人力資本提升方面，而主要依靠信貸投放獲得表面繁榮。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一定要依靠技術內生性進步和人力資本的顯著提升。而經濟金融化與債務安排從來都是雙刃劍，并非經濟增長的動力。

　　正如經濟危機是由一連串事件引爆的一樣，各國期待的經濟復蘇也需要一連串重大事件來激活。擺在全球決策者面前的重大課題是，如何在未來半年內消除新冠疫情這個重大不確定性，并以精準的政策投放激活微觀主體的營商稟賦與創(chuàng)新活力。(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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