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里，有一架16毫米的貝爾牌攝影機。通過這架攝影機鏡頭拍下的日軍暴行影像資料，每天都在紀念館里循環(huán)播放。這是留存至今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動態(tài)畫面，它的拍攝者是美國人約翰·馬吉。

　　整整80年前，親歷大屠殺的約翰·馬吉，不僅像其他在寧外籍人士一樣保護難民、用文字記錄日軍暴行，而且冒著生命危險，用攝影機悄悄留下了長達105分鐘的影像。

　　馬吉的影片是南京大屠殺的鐵證，卻一度下落不明，甚至被日本污蔑為并不存在的“鬼片”。直到上世紀90年代，影片才在約翰·馬吉兒子家的地下室被重新發(fā)現(xiàn)，引起轟動。

　　2014年12月13日，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特別提到約翰·馬吉。這位國際友人的人道精神和無畏義舉，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兵臨城下

　　1938年1月19日早晨，美國牧師喬治·費奇登上了南京開往上海的日本軍列。自從南京淪陷，西方人士進出南京變得極為困難，為了這次出城，費奇花費了許多工夫。登上列車后，他卻更加緊張了。車廂里，費奇的周圍是一群日本士兵，而他的駝毛大衣襯里內卻藏著絕不能被日本人發(fā)現(xiàn)的8卷膠片。這一趟，他最重要的使命便是將這些膠片安全送出南京。他在日記中寫道：“毫無疑問，當我們進上海時我的包會被仔細檢查。如果他們發(fā)現(xiàn)了這些膠片會發(fā)生什么事？”

　　令費奇緊張不已的膠片，到底記錄了什么內容？在日軍占領的南京，這些膠片是如何拍攝的？事情還要從膠片的拍攝者約翰·馬吉說起。

　　約翰·馬吉（John G. Magee），彼時的身份是南京下關挹江門外道勝堂的傳教士。據(jù)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嚴海建介紹，1884年10月，馬吉出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市的一個律師家庭。他的家族自18世紀開始就在匹茲堡創(chuàng)業(yè)，在當?shù)氐恼绾蜕探缬兄e足輕重的影響力，家族里曾經(jīng)出過一位美國國會議員、一位州議員和一位市長。直到今天，在匹茲堡還可以看到以馬吉命名的道路和圖書館。

　　出生在這樣的家庭，馬吉若想從政或經(jīng)商，先天優(yōu)勢不言而喻，然而，馬吉的選擇卻是到遙遠的中國成為一名傳教士。1906年，馬吉獲得耶魯大學學士學位，隨后，他又在劍橋圣公會神學院獲得神學碩士學位。1912年，作為美國圣公會的牧師，28歲的馬吉被派往中國南京。自此，他在南京一干就是28年。

　　初到南京，馬吉做的第一件事是聘請中國教師，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當他能夠以各種方式和中國人交流時，便在南京下關鳳儀里租下三棟樓房作為傳教場所，同時還和中國牧師共同創(chuàng)辦了一所益智小學。1918年，趁著回美國休假的機會，馬吉在家鄉(xiāng)匹茲堡市募集到了一筆相當大的款項15000美元。利用這筆款項，他在下關置地，建造了五棟樓房和兩間平房，作為新的教堂和校舍，取名“道勝堂”。馬吉創(chuàng)辦的學校，就是今天南京市第十二中學的前身。而他籌資建造的“道勝堂”，則成為了南京市第十二中學的圖書館。

　　嚴海建告訴記者，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長期生活、工作在南京的很多西方國家僑民，都以自己能成為南京市民的一員而自豪，他們甚至趣稱自己是一伙“南京幫”，馬吉以及文章開頭出現(xiàn)的費奇，都是“南京幫”的成員。馬吉不僅在南京立業(yè)，也在南京成家，1921年7月，他與英國女傳教士菲絲女士結婚，并先后育有4個兒子。常年生活在這座古典而美麗的城市，馬吉對南京懷有深厚的感情，這里無異于他的第二故鄉(xiāng)。

　　然而，馬吉平靜的生活卻被戰(zhàn)爭打破了。1937年9月，馬吉拿起一臺家用小型攝影機，第一次把鏡頭對準了空襲下的南京。攝影機，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極其罕見，即便是南京的西方人士，擁有一臺攝影機并且能夠熟練使用的也是極少數(shù)。馬吉的攝影機屬于教會，因為負責拍攝教會的禮拜活動等儀式，他才能夠保存和使用這臺攝影機。

　　而此時，在他舉起的攝影機鏡頭中，南京城濃煙四起，建筑成為一片廢墟。中國軍隊抵抗侵華日軍的主戰(zhàn)場尚在淞滬一帶，但南京已經(jīng)不再安全。8月15日，日軍開始了對南京的空襲。據(jù)《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記載，1937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南京遭空襲65次，日機共投彈517枚，炸死392人，傷438人，損毀房屋1949間。

　　11月上旬開始，隨著淞滬戰(zhàn)場的失利，沿滬寧線撤退至南京下關火車站的傷兵驟增。國民政府在下關火車站設立了一個傷兵接應所，但給養(yǎng)和照顧傷員的工作人員都不充足。常年在下關工作生活的馬吉，就在此時加入了救護傷兵的隊伍。

　　11月7日，南京教會組織“南京基督教戰(zhàn)時救濟委員會”成立“下關傷兵接待部”，馬吉擔任負責人，協(xié)助國民政府接待、照顧和轉移下關的中國傷兵。幾天后的11月12日，從揚州撤退到南京的另一名圣公會傳教士歐內斯特·福斯特抵達下關，也加入了這支隊伍。

　　11月中下旬，戰(zhàn)事逼近，政府機關開始撤離南京，大部分西方人也開始向內地或上海租界遷移?；疖囌镜尼t(yī)護人員越來越少，擁擠的下關火車站，和整個南京城一樣，處境愈發(fā)艱難。

　　11月30日，馬吉和福斯特收到了美國大使館帕克斯頓先生的警告：“如果想乘輪船去漢口，今天是最后的機會?！毕玛P，是南京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內的難民和撤退的傷兵，每天都從這里離開南京，轉移至后方。如果馬吉和福斯特愿意，他們有無數(shù)個機會撤離戰(zhàn)爭陰云籠罩的南京，但他們卻一直堅守著。

　　12月3日，美國大使館發(fā)布了最后一次警告，要求美國人離開南京。馬吉和福斯特面臨三種選擇：第一，自行撤離；第二，乘美艦“帕奈”號撤離；第三，留在城內。他們還是選擇了最后一種。事實上，政府人員撤離前，馬吉等人還與政府進行了交接，收下了政府提供的一批醫(yī)療器械和藥品，他們早就決定繼續(xù)照顧傷兵。

　　福斯特在致妻子函中寫道：“我們覺得應有盡量多的外籍人士合作，以保證中立區(qū)計劃的順利實施……而且，我們留下的決定也能鼓勵護士和衛(wèi)生員們忠于職守?！?/p>

　　馬吉的信件甚至根本未曾提到撤離，12月12日晚上，他給妻子寫信，只是如常記錄下近幾天的忙碌：為傷兵尋找藥品和食物，組織下關地區(qū)的難民疏散到城內安全區(qū)，開車尋找需要救助的受傷難民，再將他們送往醫(yī)院。

　　在信的末尾，馬吉寫道：“槍聲逐漸稀落，我猜想中國士兵的陣地被占領了，或是他們被繳械。明天將會發(fā)生什么？我不知道?！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