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涌現(xiàn)出一大批有關吐蕃史料整理與研究的著作，如蘇晉仁的《〈冊府元龜〉吐蕃史料校正》《〈通鑒〉吐蕃史料》，顧祖成等的《明實錄藏族史料》《清實錄藏族史料》，陳燮章等的《藏族史料集》，范學宗等的《〈全唐文〉〈全唐詩〉吐蕃史料》，以及張羽新的《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匯編》等。這些著作不斷拓展著漢語史料中有關吐蕃記事的文化空間，彰顯藏族文明在中華民族文明生成過程中的獨特歷史地位和文化價值。在文學研究領域，吳逢箴等的系列唐蕃文學研究，從詩史互證的角度還原了唐蕃文化交往和想象的豐富性和在場性。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碩士生導師嚴寅春教授多年來受教于吳逢箴，先后完成了《唐代邊塞詩集注》《〈西藏賦〉校注》（與池萬興合著），積累了扎實的西藏文史研究基礎。

　　201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嚴寅春的《唐五代涉蕃小說的整理與研究》。該書是其申報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唐代涉蕃小說研究”的結項成果，是繼《〈全唐文〉〈全唐詩〉吐蕃史料》之后，從小說文體審視、研究唐蕃關系的新突破。這部作品采取文史互參的研究方法，整理出唐五代小說中有關吐蕃敘述的歷史記載和文化想象，開掘出了新的學術研究路徑。從整體上看，該書擴充了時下學人對“小說”的認知，擴容了“偏記小說”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清晰地呈現(xiàn)出唐五代有關涉蕃小說的歷史面貌，開拓出中華文化共同體小說研究的新方向。

　　《唐五代涉蕃小說的整理與研究》首先解決的是唐五代涉蕃小說的概念問題，也就是研究對象的定位問題。無論是漢魏六朝的志人小說、志怪小說、雜事小說，還是隋唐五代的傳奇小說、市人小說，都體現(xiàn)出“小說”的民間屬性；無論是漢魏六朝記錄性的“叢殘”小說，還是隋唐五代文人“有意為小說”的文言筆記小說，都具有以文學筆法表達歷史、現(xiàn)實認知的社會建構意圖。而史學家劉知幾更是從史料學的角度談論了小說的類型和價值，認為“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于是，唐代小說具有了更為深廣的社會價值，也從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唐人“有意為小說”創(chuàng)作景觀的出現(xiàn)，使得唐代小說走向繁榮。

　　對于嚴寅春而言，“小說”是在大量唐五代及宋人選輯的典籍中遺存的帶有“偏記小說”痕跡的唐蕃事跡。他不僅認同鄧銳齡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所見藏事的痕跡》中指出的“唐代文人筆記中涉及吐蕃的事實甚多”的觀點，又強調由于“在唐蕃間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關于吐蕃的種種情形、想象和實錄，或道聽途說，或因襲相沿，不斷形諸唐人的文字當中，構建起了中原對西南邊疆民族及其地方政權的基本認識。同時，在唐人的各類文字當中，對唐與吐蕃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出現(xiàn)的大小事件、形色人物，更是詳盡記載，構建起唐人對唐蕃關系發(fā)展史的全面認識”。故所謂的“整理”，實際上有厘清“涉蕃”小說認知、昭示“涉蕃”小說研究范圍的意圖。

　　唐人涉蕃小說多散見于各種文獻中，未得到系統(tǒng)的整理，從某些篇章中無法窺視其整體樣貌。故此，嚴寅春首先“擇其描寫吐蕃及唐蕃關系的相關內容進行考釋、研究”。在研究策略上，則強調通過對唐五代“涉蕃”小說的研究，著重呈現(xiàn)吐蕃高原文化對唐代社會生活的影響，而非單方面?zhèn)戎靥莆宕r耕文明對吐蕃的影響，以此展現(xiàn)兩者之間更為廣闊、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的交相融匯的文化聯(lián)系；在研究形態(tài)上，該書分為“考釋篇”與“研究篇”，考釋側重小說文本材料的文獻依據(jù)及其表達的歷史形態(tài)，研究則就其中某些現(xiàn)象詳加推演以還原歷史現(xiàn)場的文化生成性。

　　就“考釋篇”而言，該書共采擇涉蕃小說111篇，分列為104條，節(jié)選或采擇了不同時期有關唐蕃交往與想象的作品，包括唐蕃交聘及戰(zhàn)爭、吐蕃社會生活、唐人對吐蕃的想象等，以豐富的文獻資料展現(xiàn)出唐蕃廣泛交往的空間，體現(xiàn)出“小說”之“小”的民間性和“說”之多樣性。

　　在“研究篇”，嚴寅春將其近年來關于唐蕃關系思考的8篇論文予以展現(xiàn)，從考釋、句解、糾偏、系年、補遺等方面對唐蕃相關材料進行整理，可視為“考釋篇”材料的深度思考和呈現(xiàn)，進一步提升了考釋資料的文獻價值，充實了研究的學理內容。（作者系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