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縣的僧俗百姓為保護紅軍傷病員做了最大貢獻，受到朱德、賀龍等的贊揚

　　1936年7月左右，根據(jù)紅軍總部指示，正在爐霍休整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帶領(lǐng)該軍總指揮部、九軍、三十一軍九十三師、四軍十二師、獨立師、紅軍大學，總供給部、總衛(wèi)生部離開爐霍，揮兵北上[1]。當?shù)匕傩找酪啦簧?，波巴政府特意組織了一次規(guī)模很大的“望果節(jié)”，與紅軍官兵聯(lián)歡，載歌載舞，共同祝愿糧食豐收，祝愿紅軍北上抗日取得勝利。當時參加望果節(jié)的紅軍隊伍里就有剛剛應(yīng)征入伍的爐霍藏族兒女。[2]據(jù)紅軍總部文件記載，僅1936年4月就有200余名爐霍、甘孜、道孚的藏族群眾加入紅三十軍。[3]爐霍縣的赤誠恩召、四郎志瑪、朱銀生、阿呷、丘特澤仁三兄弟和張萬一等即參軍入伍。[4]一位紅軍干部回憶說：“這些人參軍以后，都成了宣傳員，在長征途中作少數(shù)民族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盵5]這些藏族戰(zhàn)士跟隨紅軍，“萬里赴戎機”，為祖國的解放事業(yè)英勇奮戰(zhàn)，許多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紅軍北上離開爐霍時，覺日寺的扎日活佛派了甲巴仁青、青尼格兩個親信喇嘛為紅軍帶路。他再三叮囑要好好送紅軍，回來后一定重賞。[6]為紅軍帶路的僅爐霍縣就有13人[7]。爐霍藏族群眾張萬一不顧個人安危為紅軍帶路到東谷， 后為領(lǐng)主洛絨班九所害[8]。

　　在紅軍撤離爐霍時，徐向前、李維海等紅軍首長專門找波巴政府副主席等談話對他們支援紅軍表示感謝，同時委托照顧好紅軍傷病員。這期間，紅軍大學，總供給部、總衛(wèi)生部等單位就著手在爐霍安置因傷病體弱無法隨隊北上的傷病員，總數(shù)約 1100 人左右。[9]在波巴政府的統(tǒng)一部署下，爐霍縣是紅軍安置傷病員最多的地方之一。

 圖為八十年代初留爐老紅軍座談會  引自《爐霍縣志》1999年版

　　 爐霍波巴政府還為安置和保護紅軍傷病員，專門召開各區(qū)鄉(xiāng)波巴政府會議，訂下具體措施，宣傳“收養(yǎng)紅軍是積善，傷害紅軍是造孽，殘害紅軍要下地獄”，使留爐紅軍得到妥善安置。[10]

　　 紅軍走后，爐霍各族群眾對傷病員如同自己的親生兒女一樣，為他們治傷，提供生活上的方便，竭盡全力保護紅軍。在國民黨軍隊追捕紅軍傷病員時，爐霍人民千方百計把紅軍藏在森林、巖洞、柜子、柴草垛里，盡力保護。

　　國民黨軍隊勾結(jié)反動土司頭人，對留下來的紅軍戰(zhàn)士和幫助過紅軍的藏族群眾進行了殘酷的鎮(zhèn)壓和迫害。爐霍縣波巴政府副主席洛澤仁夫婦及其幼子被殺害。同時被害的還有一些區(qū)的波巴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等。[11]如縣波巴政府副主席，波巴自衛(wèi)軍隊長澤仁貢布、爐霍婦委會負責人仁真志瑪在紅軍走后被害。宜木鄉(xiāng)波巴政府副主席次召洛吾全家3代7口一夜之間慘遭殺害。[12]

　　  相子·益西多吉在白色恐怖下，就把縣城附近的30多名紅軍傷病員集中到鄉(xiāng)下。紅軍傷病員劉某（后改名叫四郎扎西，解放后當鄉(xiāng)文書) 留下來時，住在爐霍縣棒達一個藏族群眾家里， 后被國民黨軍隊抓走， 棒達全村的群眾都起來反對， 并組織人馬包圍了國民黨軍隊的營房， 逼其交出紅軍。后經(jīng)交涉， 由全村群眾湊集320個藏洋， 贖回了劉某。爐霍縣泥巴鄉(xiāng)谷卡寨爾吉仁子（波巴政府代表），對留下的紅軍傷病員說大部隊走了， 你們不要怕， 我們會保護你們。全寨鄉(xiāng)親熱心為傷病員治療， 并湊集糌粑給他們吃， 又安置他們在藏族群眾家里做工， 把他們掩護下來， 紅軍傷病員一個也沒有損失。[13]

　　  紅軍傷病員張紹清，當時只有12歲，年齡小又有病，不能隨紅軍北上，隱藏在札夏一個叫簡巴的差民家里。簡巴拒絕國民黨軍隊交出張的要求，并說，可以把我和兩個女兒、一個兒子中任何一個交給你們，要我交出紅軍是不行的。[14]宜木鄉(xiāng)威龍貢寨的耳機志瑪，將一個只有12歲左右的小紅軍收為養(yǎng)女，取名德青拉姆，待其比閨女還親[15]。

　　爐霍僧俗百姓為了保護紅軍傷病員，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些生動事例至今在四川藏區(qū)廣泛傳頌。這使國民黨清查紅軍傷病員十分困難。國民黨爐霍縣朱倭區(qū)政務(wù)委員張思本的一段話，從一個側(cè)面說明了這一點。他向上司匯報說，留下的紅軍“散居鄉(xiāng)間，因其能刻苦耐勞，康民多不肯報，故未查獲”[16]。

　　爐霍群眾為留爐紅軍治療， 救濟吃穿， 保護他們的安全， 關(guān)心他們的終身大事， 教給他們生產(chǎn)技術(shù)， 使他們成為雪山草地的革命種子，開花結(jié)果。部分紅軍依照其本人意愿被轉(zhuǎn)送內(nèi)地，300余名紅軍與藏族人結(jié)婚成家。到1951年，留爐紅軍尚有123人，其中多數(shù)與當?shù)厝顺杉?，將爐霍當作第二故鄉(xiāng)。

　　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八軍途經(jīng)爐霍時，專門看望了留爐老紅軍，又請他們到十八軍駐地座談。1951年，爐霍縣軍代表召開全縣紅軍座談會。他們積極參加了西藏解放和民主改革，老紅軍張正元、陳天才、劉西元等在民主改革斗爭中光榮犧牲[17]。

　　1952年，時任爐霍縣縣長的相子·益西多吉赴北京參加“五一”觀禮，受到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等中央領(lǐng)導同志的接見。益西多吉向朱總司令匯報了紅軍離爐后，爐霍各族群眾保護留爐紅軍傷病員的情況，朱總司令對各級波巴政府成員及益西多吉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謝。他在返回途中，路經(jīng)重慶時見到了賀龍同志，賀龍轉(zhuǎn)請益西多吉向爐霍人民和老紅軍問好。[18]

圖為朱總司令與康克清同志  （吳印咸攝于延安，1942年）

　　康克清同志也曾在接見全國少數(shù)民族婦女代表時，特意問代表中有沒有爐霍的代表，她深情地回憶說：“我很惦記爐霍，可惜不能去了，我很想念那里的藏族同胞。我與朱德總司令在那里住的時間比較長，最少也有三、四個月。那里的藏族群眾和愛國人士對我們很好。請甘孜州的代表回去要轉(zhuǎn)告我對爐霍縣各族人民和各界愛國人士的問候。[19]”

　　很多留爐紅軍后來積極配合人民解放軍，為藏族人民的解放事業(yè)做出了重要貢獻。我知道的就有鄧長林（曾任區(qū)委副書記）、陳清云（民警隊）、蒲忠厚（信用社）等。

　　紅軍長征經(jīng)過爐霍等地，把革命真理傳播開來，撒下了革命的種子，使藏族人民堅信紅軍的路才是自己獲得翻身解放的路。從此，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jié)主張深入藏族人民心中。人所共知，萬里長征是無后方依托的艱難遠征，但紅軍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嚴格執(zhí)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和軍隊的群眾紀律，從而有著極為廣泛而深厚的群眾基礎(chǔ)，這從根本上極大地增強了紅軍的力量。正是在紅軍的感召下，爐霍民眾自發(fā)地起來做革命隊伍的“靠山”，積極支援和協(xié)助紅軍，不少人還積極參加了紅軍隊伍。

 圖為爐霍縣紀念紅軍長征80周年活動之一（喜饒尼瑪攝于爐霍，2015年）

　　紅軍長征在爐霍等藏區(qū)的歷史，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藏族人民對紅軍的巨大支援和紅軍在四川藏區(qū)的深遠影響將永遠激勵后人奮勇前進。（中國西藏網(wǎng)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

　　[1]中共甘孜州委黨史研究室：《紅軍長征在甘孜藏區(qū)》，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頁

　　[2] 爐霍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爐霍縣文史資料》第一輯，第15頁。

　　[3] 《紅軍長征在甘孜藏區(qū)》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37頁

　　[4]中共四川省黨史工作委員會. 《紅軍長征在四川》[Z].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19頁

　　[5] 《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第237頁

　　[6]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現(xiàn)代史教研室資料室編，中國現(xiàn)代史資料選輯  第二冊（下冊）1978年，第72頁

　　[7]爐霍縣概況編寫組：《爐霍縣概況編纂資料》第一期，第14頁。

　　[8] 同上

　　[9]爐霍縣概況編寫組． “紅軍長征在爐霍縣”．爐霍縣概況編纂資料 (第六期)［Z］．1983．

　　[10] 《紅軍長征在甘孜藏區(qū)》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頁

　　[11] 《紅軍長征在四川》編寫組，紅軍長征在四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09月第1版，第455頁

　　[12]《甘孜州民族志》第186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

　　[13] 溫賢美：藏族人民支援紅軍長征，《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

　　[14]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現(xiàn)代史教研室資料室編，中國現(xiàn)代史資料選輯 第二冊（下冊），1978年，第80頁

　　[15]中共甘孜州委黨史研究室：《紅軍長征在甘孜藏區(qū)》，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頁

　　[16] 《紅軍長征在四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51頁

　　[17]爐霍縣概況編寫組：《爐霍縣概況編纂資料》第一期，第23頁。

　　[18] 爐霍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爐霍縣志》，1999年版，第436頁

　　[19] 魏雨良：“前言”，見范宇等主編：《紅軍光輝照爐霍 長征精神傳世代》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