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進軍西藏時的李覺將軍
2003年1月15日下午,我與原西藏日喀則軍分區(qū)副司令員、譚冠三將軍的長子譚戎生大校一起去拜訪我們的老首長李覺將軍,一是祝賀老首長90華誕,二是請他談談進藏初期他與天寶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況,當時我正在寫《天寶傳》。
當年十八軍每位軍首長都有代號,軍長張國華是“1號”,政委譚冠三是“2號”,副軍長昌炳桂是“3號”、副政委王其梅是“4號”,第一參謀長陳明義是“5號”,第二參謀長李覺是“6號”,政治部主任劉振國是“7號”。直到現(xiàn)在,我們十八軍老同志都親切地稱李覺“6號”。
在我們18軍軍首長里,6號是唯一一位健在的將軍,當年帶領我們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老首長、老戰(zhàn)友、老同志們,走的走,倒的倒,病的病,老的老。一直被首長和同志們叫作“小鬼”、“小兵”的我,是全軍最年輕的戰(zhàn)士,如今也是滿頭白發(fā)。
李覺1937年3月參加紅軍,到現(xiàn)在66年了;從1950年1月,參加進軍西藏、解放西藏,到如今已53年了;從1958年參加“兩彈一星”工程到今天,也有45個春秋,歷經(jīng)解放前后,跨越兩個世紀,從打擊侵略者,保衛(wèi)國土,到解放全中國,把五星紅旗插到喜馬拉雅山上;從冷兵器到高科技;從扔手榴彈,到造原子彈,富于傳奇色彩,跌宕起伏,波瀾壯闊,可是我熟悉的還是李覺將軍在十八軍工作的那段經(jīng)歷。
李覺是山東沂水縣人,1914年出生。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家鄉(xiāng)讀書。
20世紀30年代,李覺從山東老家來到北平求學,在當時的中國大學讀書,但是,平津危機!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機!華北之大,無以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李覺聽說張學良將軍率領的東北軍是一支抗日的隊伍,就放棄學業(yè),投奔東北軍,參加了張學良辦的學員隊。
學員班的學習結(jié)束后,李覺被派到東北軍騎兵3師當副排長。從此投筆從戎,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西安事變后,形勢發(fā)生急劇變化,張學良將軍被蔣介石扣押,東北軍面臨分化瓦解的危險。李覺的同學當中,有一位是地下黨員,給他以很大的影響,動員他到陜北去,找紅軍。
1937年3月,李覺走到甘肅武威時,就遇到紅軍大學三分校的師生,便參加了紅軍,在紅大三分校學習,并于同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從此,跟著共產(chǎn)黨、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紅軍隊伍中,李覺歷任紅軍步校教員、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教員、在閻錫山的部隊作過兵運工作,后來又擔任決死11總隊政工員、晉西支隊第3大隊總支書記、教導員、團政治處副主任、冀魯豫軍區(qū)第8軍分區(qū)作戰(zhàn)股股長、參謀處處長、晉冀魯豫軍區(qū)1縱1旅參謀長兼1團團長。
李覺是個不怕子彈的指揮員,當團長的時候還親自把炸藥包送到敵人眼皮底下,有一次攻克敵人一個堅固設防的縣城,久攻不下,他又親自帶著爆藥包,連續(xù)爆破5次,終于炸開了城墻,但自己的耳朵也震得什么都聽不見了。至今右耳聽力極差。還有一次,他被倒塌的碉堡壓住,幾十個戰(zhàn)士踩著他的身體往前沖,他卻頑強地活了下來。每逢作戰(zhàn)最激烈的時候,李覺總是身先士卒,沖鋒在前,為此,多次受到上級領導的批評。至今身上留有槍傷。李覺后來擔任1縱參謀處處長、20旅副旅長、16軍47師副師長。進軍大西南時,調(diào)任第二野戰(zhàn)軍司令部作戰(zhàn)處處長。
本文作者(右)正在采訪李覺同志,并向他請教有關問題
1950年元月2日,遠在莫斯科的毛主席致電中央,把“進軍西藏”的任務交給西南局。與此同時,毛主席作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戰(zhàn)略決策。劉伯承、鄧小平把進軍西藏的任務交給第18軍。
在西南軍區(qū)司令部,李覺第一個看到毛主席關于“進軍西藏”的指示電,他深受鼓舞,主動請纓,到西藏去。當時李覺任西南軍區(qū)司令部作戰(zhàn)處處長,是西南軍區(qū)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達將軍的主要助手。由于工作的關系,毛主席關于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電報,是李覺第一個看到,由他立即呈送李達,李達報送劉伯承、鄧小平、賀龍。劉、鄧、賀首長對進藏部隊的指示,一般也經(jīng)他的手傳達。遵照劉、鄧、賀首長的指示,李達以參謀長名義下達的命令,有很多是李覺起草的。在司令部,李覺也算是一個“才子”,一個“筆桿子”。以反應敏捷,頭腦清醒,精明能干,文筆簡捷明快,辦事效率高而受到好評。
此時全國都已解放,李覺主動找到劉、鄧首長,要求到西藏去。
那一年,李覺36歲。
在進軍西藏中,作為18軍第二參謀長,李覺任“前指”司令員,為大部隊開路。在實施昌都戰(zhàn)役時,作為張國華的主要助手,勝利完成渡江作戰(zhàn)任務,打開了進軍西藏的大門。
對昌都戰(zhàn)役的勝利,黨中央、中央軍委給予高度評價。劉少奇副主席指出:“昌都戰(zhàn)役就像淮海戰(zhàn)役,奠定了解放西藏的基礎?!?/p>
1951年5月,以李維漢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和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在北京舉行談判,經(jīng)過友好協(xié)商,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共17條,簡稱《17條協(xié)議》。
根據(jù)《協(xié)議》規(guī)定,進藏部隊開始向拉薩和平進軍。
“二呀二郎山,高呀高萬丈! ”《歌唱二郎山》熱情歌頌了進藏部隊不畏艱險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50年代初,這首歌曲曾風靡全國,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實二郎山只有3300多米,是進藏途中海拔最低的一座山。
人們在形容紅軍長征的艱難時,常常愛說“爬雪山,過草地”。紅軍爬的雪山是夾金山,過的草地是川西草原。夾金山,也只有3200多米。進藏部隊從康定到拉薩,要翻過二十幾座大雪山,大部分是5000多米,有的則在6000米左右。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就是說,要高出夾金山和二郎山近千米。
昌都到拉薩,有三條路,習慣上稱作南路、北路和中路。南路和中路在橫斷山脈中部地區(qū),南路氣候條件較好,物產(chǎn)豐富,但山勢險峻,江河縱橫,不便于大部隊行動。
中路有馬幫和商旅經(jīng)常往來,人煙較為稠密,雖有幾座大山,但沿途設有驛站,有所謂“窮八站、富八站,不窮不富又八站”之說。北路與藏北草原接壤,地勢較為平緩,便于大部隊展開,但人煙稀少,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很少有人走這條路。張、譚、李率部,沒有走中路,而從類烏齊折向西北,過怒江,走了所謂“小北線”。
艱難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次長征”從這里開始了。過了怒江,基本上是無人區(qū),海拔高,空氣中的含氧量一般只有內(nèi)地的50-60%,有的地方、有的時候只有40-50%,高山科學家將這些地區(qū)稱之為“生命的禁區(qū)”,“死亡線”。缺氧,對人體是個致命的威脅。從長遠講,對心臟,對人腦,對人體各部分都有很大損傷;當前最實際的困難是:走路難,吃飯難,睡覺難。一般的反應是心跳加快,心動過速,血壓增高,頭痛、惡心,沒有食欲,睡不好覺。
一路之上,李覺在指揮部隊行軍的同時,悉心照顧張、譚兩位首長。譚冠三年紀大,受過傷,平時就有頭痛的毛病,這時的反應更大,頭痛得要炸裂似的,胸口憋悶,呼吸困難,全身浮腫,四肢無力,走起路來像踩在棉花上,常有失重的感覺。白天吃不好,晚上睡不好,超量服用安眠藥,每晚也只能似睡非睡地休息兩三個小時,其余時間,睜大兩眼,就是睡不著。
一方面是吃不下飯,另一方面要把飯做熟也很困難。李覺每天要為部隊的吃飯問題操心。首先是燃料奇缺,沒有樹木,部隊一到住地,第一個任務就是揀牛糞、挖草根。藏北的氣候多變,忽兒大雪紛飛,忽兒冰雹傾瀉,很難揀到干牛糞。燒濕牛糞,只見冒煙,不見起火,燒幾個小時,也燒不開半壺水,有時連牛糞也找不到,只好去揀牛羊角和獸骨。在西藏,一般情況下沸點在80-90度;當時沒有燃料,只能燒到60-70 度。大米根本煮不熟,只能吃夾生飯。這時糌粑倒是最好的食品,倒上半缸子糌粑,加一小塊酥油,再用只有60-70度的“開水”一沖,既容易下咽,又可以增加御寒能力。
我是1951年7月下旬調(diào)到18軍文工團。從昌都到拉薩,我們文工團一直與軍直機關在一起。在整個進軍過程中,我親眼看見李覺最辛苦。每天早上,司號員吹起床號時,參謀長已經(jīng)起來在各處查看;到晚上,司號員吹了熄燈號,廣大指戰(zhàn)員都安然入睡,他還帶著警衛(wèi)員,打著手電筒,到各處檢查,準備第二天的行程。按當時規(guī)定,團以上干部都配備有馬。但從昌都到拉薩,我沒有看見6號騎一天馬,他把馬讓給有病的同志,有時幫體弱的同志馱背包和糧食。有時還讓警衛(wèi)員牽著馬到文工團,幫助女同志和小同志,自己則去指揮部隊。
李覺請示張、譚決定從各部隊抽調(diào)一些藏族同志,配上參謀、干事,到附近牧場去購買酥油糌粑和奶食品。他們白天與大部隊一同出發(fā),插小路找牧場,晚上再趕到宿營地。這些同志很辛苦,但收獲不大,沿途竟沒有一個居民點,只有零星的帳房,是遠山的放牧人。
越往西走,海拔越高,困難越大。他們每隔幾天就要爬座雪山,有時一天要爬兩座山。有時一座大雪山,要走兩天,在半山宿營,那是最困難的。爬山難,往往是一步一歇,走一步喘一口氣。每向前邁一步,都要付出代價。上山時,實在走不動,在警衛(wèi)員和參謀長的催促下,張國華、譚冠三有時還能騎一陣馬,下山時,連馬也不能騎,只好順著崎嶇的山路慢慢往下滑。有兩次翻大雪山時,正碰上下大雪,積雪很深,路面完全被覆蓋。戰(zhàn)士們只好背著背包,抱著槍,閉上眼,一狠心,就往下滑,一滑就是幾十米。戰(zhàn)士們稱之為“坐電梯”,有的人風趣地說“我們在內(nèi)地沒有坐過電梯,想不到在西藏還坐上了電梯”。坐這種“電梯”是很危險的,萬一方向不對,就有可能跌進萬丈深淵,連個影子也找不到,戰(zhàn)士們說真是“革命到底”了。部隊過了怒江不久,在翻越一座大雪山時,僅一個下午,就有6位同志跌進峽谷。
前面的跌進峽谷,大家默默地為戰(zhàn)友哀悼,然后又從另一個方向找路,真有“前赴后繼”的悲壯感覺,猶如戰(zhàn)爭年代,攻克敵堡,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接著沖上去。在這樣的時候,這樣的地方,作為軍長、政委,也只能和大家一樣,由警衛(wèi)員扶著,慢慢下滑。如果說有什么特殊,那就是李覺不讓他們走在最前面,也不讓押后,等戰(zhàn)士們探好路,才讓他們走。
由于高寒缺氧,營養(yǎng)不良,指戰(zhàn)員們的體質(zhì)急驟下降,有的同志倒下去,就再也起不來,爬山時,有的同志實在太疲勞,坐下來稍事休息,心臟就突然停止跳動。
后來部隊總結(jié)行軍經(jīng)驗,發(fā)現(xiàn)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上,不宜多停留多休息,戰(zhàn)士們將它稱作“死亡地帶”。每當這種情況,各部隊的首長,親自指揮指戰(zhàn)員們盡快通過“死亡地帶”,不得停留,如同在戰(zhàn)爭年代通過敵人的封鎖線,一刻也不能耽誤,多停留一分鐘,就多一分危險。
從昌都到拉薩,約1150公里,共走了56天。我們橫穿藏東北草原,翻過連綿橫亙、終年積雪的19座大雪山,幾十個山崗和丘陵,渡過幾條大河,趟過無數(shù)條季節(jié)性河流,涉過寒冷刺骨的數(shù)十條冰河。這期間,我們幾乎沒有睡過一次安穩(wěn)覺,沒有吃過一頓飽飯,長期處于半饑餓狀態(tài)。對身體的損害是很大的,甚至終身都有影響。體重普遍下降,當時有人統(tǒng)計,全軍幾萬干部戰(zhàn)士,競沒有一個胖子,被稱為“群體輕量級”。
實事求是地講,在整個部隊中,最辛苦的是李覺。在昌都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是那樣英俊瀟灑,精力充沛,經(jīng)過56天的長途跋涉,這位山東大漢明顯地消瘦了,臉上脫了幾層皮,鼻梁發(fā)紅,嘴唇發(fā)烏,步履也不那么矯健。
在回憶這段歷程時,參加過第一次長征的老戰(zhàn)士譚冠三說:“頭上沒有敵機,后面沒有追兵,除此而外,進藏的路比長征的路還要艱難。”李光明說:“我們?nèi)芜^草地,也沒有這么難?!?/p>
經(jīng)過千辛萬苦,他們于10月24日到達拉薩河畔,休整兩天,10月26日,在拉薩各界僧俗人民的熱烈歡迎下,舉行莊嚴隆重的入城儀式。
李覺為進藏部隊入城儀式和閱兵式的總指揮。噶廈政府指派阿沛?阿旺晉美噶倫為聯(lián)絡官員,與李覺配合,圓滿完成了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也是李覺和阿沛的第一次友好合作。
入城儀式之后,進藏部隊的領導人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員一起,在布達拉宮前的廣場上,舉行了閱兵式。
這一天譚冠三揮筆寫下了這樣的詩句:賀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
漢將班超斗敵頑,拯民水火戍邊關;
卅載忠心護西域,定遠侯⑴名萬古傳。
茫茫雪山疆域?qū)?,祖國版圖豈容奸;
驅(qū)逐英帝和匪叛,進軍宜早不宜晚。
大軍西進一揮間,二次長征不畏難;
數(shù)月艱辛臥冰凌,世界屋脊紅旗展。
男兒壯志當報國,藏漢團結(jié)重如山;
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尸還。
大軍進藏,吃飯成了一個重大問題,為了不增加藏族人民的負擔,早在進軍之初,毛主席親自制定了“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針。早在1950年1月15日,劉、鄧在接見18軍師以上干部時,鄧小平就明確指示:“你們要深刻領會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作戰(zhàn)。就是說,解決西藏問題,軍事和政治相比較,政治是主要的?!薄把a給重于作戰(zhàn)”,按照李覺的理解,在西藏,作戰(zhàn)任務容易完成,補給問題難以解決。中央把能否解決好幾萬大軍的吃飯問題,提高到我軍能否在西藏站穩(wěn)腳跟的高度來考慮。
部隊到拉薩時,只有3天的糧食。第4天全軍的吃飯問題就沒有著落。形勢十分嚴峻。
西藏工委書記張經(jīng)武和張、譚首長把解決部隊供應的問題交給李覺,任命他兼任西藏軍區(qū)后勤部部長。當時有人稱李覺是西藏軍區(qū)的“大管家”。李覺深知,這個家不好當。那時青藏、康藏兩條公路尚未通車,從內(nèi)地運糧,十分困難,大雪一封山,半年之內(nèi)進不來,出不去。黨中央、政務院非常關心駐藏部隊,決定經(jīng)香港,通過海運到印度加爾各答,再轉(zhuǎn)運到西藏。同時通過外交途徑,與印度政府交涉,從印度購買一批糧食和急需的用品。
軍區(qū)派李覺去執(zhí)行這個任務。李覺成為新中國成立后,派往印度進行貿(mào)易洽談的第一位高級官員。李覺不便以現(xiàn)役軍人的身份到鄰國去做生意,經(jīng)中央批準,西藏工委任命李覺為“西藏貿(mào)易公司總經(jīng)理”。當時,這個“公司”只有李覺一個人。后來他風趣地說:“我成了西藏第一家‘皮包公司’的經(jīng)理?!惫九c友好鄰邦印度進行的第一項貿(mào)易活動,就是關于解決駐藏部隊的供應問題。
作為張、張、譚的主要助手,李覺是“長期建藏,邊疆為家,以苦為榮,以苦為樂”這一口號的主要倡導者和制定者之一,也是最積極、最堅決、最忠誠的實踐者之一。
在修建康藏、青藏公路時,他們又提出“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的口號。筑路健兒們飲雪臥冰,風餐露宿,艱苦奮斗,五易寒暑,終于在世界屋脊之上,踏出萬里坦途,在世界筑路史上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跡。藏族人民熱情歌頌這兩條公路是“吉祥的彩虹”,“幸福的金橋”,把北京和拉薩、把祖國內(nèi)地和萬里邊疆更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譚冠三任康藏公路西線筑路工程總指揮,李覺將軍任副總指揮。他們與負責東線筑路工程的陳明義將軍、穰明德將軍、胥光義將軍、譚善和將軍,與負責青藏公路的筑路工程的慕生忠將軍一起,為兩條公路的建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⑴定遠侯,即班超,東漢名將,在西域戍邊三十一年,保衛(wèi)了祖國的安全和“絲綢之路”的暢通,后封為定遠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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