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農奴的孩子——格勒出生時，恰逢甘孜州社會進行變革，之后成長為新中國第一個人類學博士和第一個藏族博士，在藏學、人類文化學等多個領域建樹頗豐。

回首甘孜60年的發(fā)展歷程，人們總會提及這位“甘孜之子”，甘孜人民把他放在心里、掛在嘴上，每他回鄉(xiāng)之時，鄉(xiāng)親們都會捧著甜美的青稞酒和吉祥的哈達去迎接他。格勒博士的心中也時常惦記著家鄉(xiāng)，他的親人。無論是到國外講學還是在和友人交談，他都會提及家鄉(xiāng)的變化。家鄉(xiāng)的現代化進程更是格勒博士關注的焦點。

喜逢甘孜建州60周年，本刊特邀記者采訪格勒博士，聽聞他的真知灼見，寄托一份我們對甘孜未來發(fā)展的美好心愿！

此前記者沒有見過格勒博士，但對他一點也不陌生。我們最常提及格勒博士的是從《西藏一年》一片播出后（格勒博士為此片總監(jiān)制）。這部人文紀錄片已在世界上40多個國家播出，讓很多人了解了一個真實的西藏。而熟悉格勒博士的人都知道，格勒博士的著作是很多藏文化研究者深入藏文化腹地的引路標。記得 1995年，格勒博士參與的中國藏學中心重點科研項目的成果《西藏家庭四十年變遷》一度成為我下鄉(xiāng)采訪的參考書籍。此番為了采訪格勒博士，在做案頭工作時，我翻閱格勒博士豐厚的學術成果時，不由感悟自己也只觸及了格勒博士學術著作的冰山一角。

8月的一天，在樹蔭遮蔽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駐拉薩工作站，記者見到精神矍鑠的格勒博士時，他正在從容有序地處理著種種公務。聽博士娓娓道來其成長的經歷，記者不禁感嘆：博士 60年的經歷，恰如美麗的甘孜經歷的破蛹化蝶、滄海桑田的巨變。

格勒童年記憶中的甘孜故鄉(xiāng)

格勒博士對記者回憶道： “我母親說不清楚我是哪一年生的，只知道是解放軍進藏那年，也就是1950年。我的印象中，我懂事的時候已經有公路、公共汽車等等。這樣說來，甘孜州60周年，我也是60周歲。那時我們叫公共汽車“拉瓦噶真”，就是你給他錢他就讓你坐。我對飛機也有印象，我們叫飛機“朗株”，就是天上飛的船……

這一年，在格勒博士心中真正烙下的印記是他命運的改變。母親寄托在格勒身上的夢想是，他能從小到寺廟學經，長大后成為一名“格西”。為了這一夢想， 5歲時，格勒就被母親背到白利寺報名當喇嘛，但是因為年齡太小，只能回家暫住，后又被送到給領主管理經堂的喇嘛處學藏文。

讀書的夢終究沒有依靠出家來實現。

1956年，家鄉(xiāng)開始了民主改革，區(qū)政府辦起第一所小學校的時候，盼著兒子靠讀書換得出息的母親，拉著年幼的格勒走上三四公里路，第一個到政府辦的絨壩岔區(qū)小學報了名。

這一步是鋪墊格勒通向知識殿堂的第一步。

與此同時，許多和他同齡的甘孜孩子都背上書包進入了學堂。進入寺廟當喇嘛這條路不是唯一認字讀書的途徑了，昔日農奴的孩子也能在朗朗書聲中享受讀書的樂趣了。

格勒博士說： “我讀小學時，我的老家開始進行全面的社會改革，這個改革是連我們學生都要參加的，相當于內地的斗地主、分田地，到處都在開斗爭會，到處都在分田，像我們家呢，沒有房子就分到了最好的房子，父母一輩子希望我讀書，唯一的一個兒子、男人，所以我也有機會讀書—這個情況呢對很多人都是一樣的，這樣呢，社會實現了平等，很多人有了生產資料，可以自給自足，最后發(fā)展到我們姐姐這樣的年輕一代的，通過民主改革，入團、入黨，當生產隊長……”

格勒讀小學時，一場社會改革正以“均貧富、分田地”為口號，在格勒的家鄉(xiāng)轟轟烈烈地開展著——這場運動因其惠及廣大貧苦百姓而深得民心，擁有著廣泛的參與性。昔日，只能夠睡在農奴主家走廊上的格勒一家有了自己家的房子，而且還是鑲著玻璃窗的房子，寬敞明亮的新居讓人的內心都充滿希望?？梢韵胂蟮疆敃r格勒一家人是心懷怎樣的熱愛設計著新生活——現實告訴他們，幸福不是只有存在于虛幻的來世，人生今生就可以擁有人的尊嚴。

新中國藏族第一位博士

隨著格勒博士在學術上造詣的加深，他取得的成果也與日俱增，他的聲名遠至國外。

1989年春季，格勒被正式被聘任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人類學系教授。隨后，他多次赴美講學，他將家鄉(xiāng)的巨變傳播到遙遠的大洋彼岸。

有一次，在美國加州大學人類學系講學時，格勒博士用幻燈片向他的學生展示著高原美景，其中一張是在飛機上拍攝的——白色云波中幾座雪峰凸立，如同幻海中的島嶼。格勒博士告訴大家說：“這就是你們沒有到過的高原。因為你們沒有到過，所以云海下面發(fā)生的事情你們沒法猜想。”接著，他又打出第二幅圖片，是一位50歲左右的老人身著漂亮的藏裝安詳地坐在機艙里。他講解道：“這就是我家鄉(xiāng)的農民?！迸_下驚異之聲頓起，美國學生怎么也不能相信那雍容華貴的老人竟是中國藏區(qū)的農民。

借著這樣的講學機會，格勒博士一次次向世人講述著藏區(qū)的變化。他成長的經歷、他的身份、他克己求實的學術精神都使他的講述具有極高的可信性。他家鄉(xiāng)生活的變遷就是甘孜州變遷的最好例證，他的成就也是甘孜州的成就之一。

格勒成為藏族第一位博士既有其歷史必然性，也有其客觀性——沒有甘孜州的民主改革就不會有農奴的孩子上學的機會。而個人的經歷也是格勒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他泡在圖書館的時間永遠比別人多，他西行阿里，北上藏北草原，南下被稱為“藏族起源的搖籃”的山南地區(qū)，東行昌都及云南、青海、甘肅諸省的藏族自治州，幾乎走遍了整個藏區(qū)的城鎮(zhèn)鄉(xiāng)村，絲毫不顧及健康受損、身體不適等狀況，相繼完成了《藏北牧民》、《西藏家庭四十變遷——西藏百戶家庭調查報告》、《西藏昌都——歷史、傳統(tǒng)、現代化》等學術著作，開拓了藏學研究領域的空間，提升了藏學研究的水平。

格勒博士說：“如果沒有民主改革，我不可能成為藏族第一個博士，我愿意憑借自己學習的東西，自覺地為西藏，為國家民族團結做點事情，這不是宣傳，這只是我的一個人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