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壯麗的關中平原東部名城渭南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故里。曾經(jīng)兩度在渭南的鄉(xiāng)居生活，是白居易難以忘懷的人生階段，也對其詩歌題材的拓展與審美傾向的轉變，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卜居渭上

　　白居易的家世及遷徙歷程，據(jù)《舊唐書》之《白居易傳》云：“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鍠，歷酸棗、鞏縣令。鍠生季庚，建中初，為彭城令……自鍠至季庚，世敦儒業(yè)，皆以明經(jīng)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于高齊，賜田于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于下邽，今為下邽人也。”從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其遠祖是秦朝名將白起，白起為秦國統(tǒng)一六國立下大功，被秦王封為武安君。他后來慘遭奸人陷害，被賜死于杜郵。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后，追念白起當初的功勞，封其子白仲于太原，于是，白家世代為太原人。白起之后二十三世孫白邕，在后魏曾經(jīng)擔任過太原的太守。白邕之后的五世孫白建，擔任過北齊的五兵尚書，當朝賜田于韓城，白家從太原遷徙到韓城。白建的曾孫白溫曾經(jīng)擔任過唐朝的檢校都官郎中，這時白家才遷徙到下邽。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是唐代經(jīng)過“安史之亂”逐漸趨于衰落的時代。雖然從表面上看，社會秩序暫時恢復安定，但是已經(jīng)不是“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的城市繁榮、人口稠密、流通興旺的強盛境況了，而是宦官專權、藩鎮(zhèn)割據(jù)、黨禍不斷的局面，處在這歷史夾縫里的唐王朝，雖然有過短暫的中興，然而，風雨飄搖動蕩不安，前景仍然黯淡。

　　 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三十三歲，這年的暮春時分，回到下邽故居，其原因在《泛渭賦》里說得非常明確：“十九年，天子并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為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彼^“卜居渭上”，是指歸居下邽縣義津鄉(xiāng)金氏村——因為此地曾經(jīng)是漢代金日磾?shù)姆獾?，也許是其后人聚攏居住在這里，故名金氏村吧。由于千余年來地名沿革變化，金氏村早已不復存在了，那么，金氏村如今在何處呢？據(jù)鄉(xiāng)土學者嚴謹?shù)目甲C，即今天的渭南經(jīng)開區(qū)信義街道紫蘭村。紫蘭村原名上太莊村，前些年因為村莊合并，始為今名。上太莊的村西，早先有一座興福寺，從20世紀80年代發(fā)現(xiàn)的《重修紫蘭寺告竣碑記》得知，石佛“能以身之潤燥徵歲時之豐歉，白公感其靈，乃制紫衣以獻之，始更名為紫蘭寺”。

　　 此次卜居渭上，白居易心情自然平靜而歡暢，社會相對安定平順，“朝野無事，人物甚安”——這是他直觀而質樸的感受。前幾年，白居易幸運而必然地通過嚴格的科舉考試，進士及第，其“十年常苦學，一上謬成名”，更何況，“慈恩塔下題名處，二十七人最少年”——前程似乎在一瞬間放射出來耀眼的光芒。進士及第，在唐朝是讀書人最大的夢想與榮耀，也是“釋褐”的必備條件，而從此走上仕途。第二年，經(jīng)過吏部書判拔萃科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雖然官職不大，卻是良好的開端。更重要的是與元稹訂交，結為一生一世的好友。這一切，都使白居易感到前程光景燦爛無邊。在這種背景和心情下，他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把全家安居在下邽義津鄉(xiāng)金氏村故居。

　　 金氏村故居，有“榆柳百余樹，茅茨十數(shù)間”（見《白居易詩集校注》卷五《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之《其九》），想起來也十分寬闊，綠樹濃蔭，翠色透窗，這使得長期四處漂泊的白居易有了家的感覺，他非常珍視這個家。這天，他信步出村，只見村南滿地的桃林緋紅一片，白居易不由得吟誦道：

　　村南無限桃花發(fā)，

　　唯我多情獨自來。

　　日暮風吹紅滿地，

　　無人解惜為誰開？

　　 安排好家事之后，畢竟公務在身，白居易依依不舍地離開了金氏村故居。不過，在這段時間里，白居易經(jīng)常來往于長安與下邽金氏村之間，他說：“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兩入。”他甚至產(chǎn)生了這樣的念頭：這里山水是如此美好，就干脆在這里住下不走了吧，“便是衰病身，此生終老處”，何必為謀求一官半職而再出外四處奔走呢？然而，他剛剛步入仕途，還未真正嘗到世事的艱難，“達則兼濟天下”的宏偉理想依然還在激勵著他，他不甘心就此停住，終于還是展翅遠飛了。

　　任官周至與《長恨歌》

　　憲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從故居返回長安后，與元稹居華陽觀一起苦讀，以應制舉考試。制舉考試，最主要的項目是試策——所謂的“策”，就是針對皇帝的“提問”做出自己的“對策”，而“策”的內容都是當前迫切的時政問題，考查考生的實際處理問題的能力。據(jù)這次，制舉考試，名目是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為了能順利過關，他與元稹在永崇里華陽觀一塊積極備考，撰寫出的《策林》，涉及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刑法、吏治等方面，系統(tǒng)地論述了自己的意見和主張。

　　 制舉考試，白居易入四等，這是白居易后來引以為豪的事情——“十年之間，三登科第”。朝廷依等授官，元稹擔任左拾遺，白居易授周至縣尉。

　　 《舊唐書》之《白居易傳》說，“居易文辭富艷，尤精于詩筆。自讎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shù)十百首，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畿甸，是指周至，《長安志》卷第十八載：“周至縣，唐畿，東北至（京兆）府一百三十里”——這段話，是說白居易在周至寫出了數(shù)量甚多的“箴時之病，補政之缺”的“諷喻詩”。其中有反映殘酷現(xiàn)實的代表作《觀刈麥》。這首詩描寫了關中麥收時節(jié)的農(nóng)忙景象，對造成人民貧困之源的繁重租稅提出指責，對于詩人自己無功無德又不勞動卻能豐衣足食而深感愧疚，很有思想高度。

　　 元和元年（806）的冬季，在陳鴻、王質夫等朋友的邀請下，“暇日，相攜游仙游寺”，酒宴上，他們在一起，談論起五十多年前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說到興奮處，當時，王質夫舉起酒杯，走到白居易面前，慫恿地說：“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于是，“深于詩，多于情”的白居易，創(chuàng)作了出千古名篇《長恨歌》。此詩分四層：第一層，從唐玄宗好色廢政寫起，采取烘云托月的藝術手法，突出描繪楊貴妃嫵媚萬千，天生麗質，令“六宮粉黛無顏色”，對李隆基與楊貴妃的男歡女愛，濃墨重彩，大肆渲染，然而，她恃寵而驕，全家跟著雞犬升天，為以后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蓄滿內在張力；第二層，由“喜劇”截然轉折為“悲劇”：安史亂起，玄宗倉皇逃蜀，馬嵬兵變，貴妃香消玉殞；第三層，白居易集中筆墨著力刻畫唐玄宗對楊貴妃睹物思人的萬千思緒；第四層，從楊貴妃落筆，既寫她萬種風情萬種儀態(tài)，又寫她寂寞幽怨的心理，表現(xiàn)出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的真情和永結連理的誓愿——這部分寫得真情綿密感人至深，浪漫色彩極其濃厚，然而，畢竟陰陽兩隔，幽會之好景不長，最后以“長恨”收筆。

　　 白居易創(chuàng)作《長恨歌》，通過寫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達到“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者”的諷喻作用，然而，隨著故事情節(jié)的推進，由實寫轉而為虛寫，或者說，由客觀的描寫轉化為浪漫的描寫，因而此詩也有了對忠貞不渝的愛情歌頌贊美的思想，他自己后來也說“一篇長恨有風情”，這里不去探討。

　　官拜授左拾遺

　　白居易的詩歌文采斐然而又通俗易懂，得到大唐各階層人的喜愛和傳吟，也“流聞禁中”。此時，唐憲宗勵精圖治，喜歡直言納諫之士，在元和二年（807）的秋天，下詔將白居易自周至調京兆府擔任進士考官，試畢，由集賢院召入翰林。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任翰林學士，得授左拾遺，策試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牛增孺、皇甫湜、李宗閔等登第。宰相李吉甫以三人對策語直，泣訴于上，三人均不如常例授官?？脊僖蛑毁H。白居易上《論制科人狀》，極言考官不當被貶。其后，李吉甫子李德裕與牛增孺等各結黨，是為“牛李黨禍”從此而起。白居易也因此而受李德裕排擠?；茨瞎?jié)度使王鍔入朝，多進奉，謀為宰相，白居易上《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力諫不可。他屢陳時政，請降系囚，蠲租稅，絕進奉，禁掠買良人等，因為諫言切中時弊，被朝廷所認可。

　　 白居易就這樣“位未足惜，身未足愛”（左右拾遺是從八品），履職“天下利病無不言”拾遺生涯，覺得這是實現(xiàn)“達則兼濟天下”政治懷抱的好平臺，客觀地說，白居易大多所“諫”，畢竟事關社稷蒼生，唐憲宗皆從之。元和四年（809）的十月，成德節(jié)度使王承宗叛，唐憲宗“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引起大家不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人”，白居易激切抗爭，“辭情切至”，甚至當面指責唐憲宗。唐憲宗很不高興，《舊唐書》之《白居易傳》云：“上頗不悅”，給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焙迷诶罱{對這件事的態(tài)度和白居易一致，他對唐憲宗說：“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本徍土藲夥?，平息了唐憲宗的怒氣。

　　 然而，這次上諫的后果很快顯現(xiàn)出來，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左拾遺任期將滿，唐憲宗找了個理由讓白居易改官走人。這段意氣風發(fā)的“身是諫官，月請諫紙”的翰林學士兼拾遺的政治生涯，從此完結了，是對白居易從政以來抱有“志在兼濟”的遠大理想的重大打擊，原先“誓酬君王寵，愿使朝廷肅”“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禍福”的愿望，現(xiàn)在落了個“入仕欲榮身，須臾成黜辱”的下場。

　　 白居易大約從貞元三年（787）至元和五年（810），有諷喻詩170余首，基本寫于此時。早期的白居易屬于政治理想主義者，大量創(chuàng)作反映民生疾苦的諷喻詩，以期裨補時闕，詩風冷峻犀利，鞭撻有力，使那些“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zhí)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見《與元九書》）卻得到老百姓的歡喜，得到廣泛的流傳，元稹說，“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自有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見《白氏長慶集序》）。白居易自己也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xiāng)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與元九書》）。趙冀在《甌北詩話》里嘆曰：“是古來詩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廣者”。白居易的諷喻詩之所以受到人們的普遍傳頌，因為他在詩中揭露了當時的社會黑暗現(xiàn)實，激切的內容引起了大家的情感共鳴，具有強烈的思想和認識價值。

　　丁憂紫蘭村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的母親陳氏因為看花，不慎掉入井中，卒于長安宣平里第，還不到60歲。按照古代的禮制，父母親去世的三年內，要服喪守靈，不能工作。他含悲忍淚，帶著喪母之痛和政治上的失意，“丁憂”渭上，全家遷回下邽縣義津鄉(xiāng)金氏村，將母親葬入白家祖墳?！岸n”故居，由于前述的原因，白居易的心境和上次“卜居渭上”大不一樣，在《重到渭上舊居》詩里，他寫道：

　　舊居清渭曲，開門當蔡渡。

　　十年方一還，幾欲迷歸路。

　　追思昔日行，感傷故游處。

　　插柳作高林，種桃成老樹。

　　因驚成人者，盡是舊童孺。

　　試問舊老人，半為繞村墓。

　　浮生同過客，前后遞來去。

　　白日如弄珠，出沒光不住。

　　人物日改變，舉目悲所遇。

　　回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

　　朱顏銷不歇，白發(fā)生無數(shù)。

　　唯有門外山，三峰色如故。

　　 從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六年（811），也就七年的時間，白居易在這首詩里謂“十年方一還”，是概數(shù)而言。僅僅幾年時間，舊居的村莊就發(fā)生了這么大的變化，當年在土地上插的柳條，已經(jīng)蔚然成林，所栽種的桃樹苗成了老樹，“試問舊老人，半為繞村墓”，自己呢？“朱顏銷不歇，白發(fā)生無數(shù)”。這一切的一切，都使白居易黯然神傷情緒低落……剛料理完母親的喪事，淚水還沒有擦干，愛女金鑾子又不幸夭折了，年僅三歲，這真禍不單行，雪上加霜，“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結為腸間痛，聚作鼻頭辛”，白居易一時間掉入了痛苦的深淵，病倒了，“形骸日損耗，心事同蕭索?！边@樣的苦痛該如何解脫呀？“我聞浮屠教，中有解脫門”，他愿意“置心為止水，視身如浮云”“抖藪垢穢衣，度脫生死輪。胡為戀此苦，不去猶逡巡？”——欲遁入佛門以解此苦。金氏村西，原先有一座興福寺，因為白居易“制紫衣以獻之，始更名為紫蘭寺”——也許，在極度痛苦中，只有專心禮佛才能暫時得到精神上的解脫，故有此舉，當為史實。

　　 元和七年（812）的深秋，白居易把祖父锽、祖母薛氏的靈

　　柩，分別從權厝于下邽縣下邑里、新鄭縣臨洧里“遷葬于下邽縣義津鄉(xiāng)北原”（見《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同時，也把其父白季庚的靈柩從“權窆于襄陽縣東津鄉(xiāng)南原”（見《襄州別駕府君事狀》）遷回與母親合葬在一起。次年二月，從符離縣之南偏，將外祖母與幼弟白幼美的靈柩遷葬于北原。這是他丁憂故居期間，全力為之的事關孝道的大事情，完結了多年懸掛在心頭的念想——白居易兩年內連續(xù)經(jīng)歷了這么多的大事，花費自然不小，丁憂期間又無俸祿，長兄白幼文病養(yǎng)符離，估計也沒有多少資助，家中生計陷入窮困之中。

　　 為了排解心中的憂愁，天色晚了，白居易順腳走出家門，去田間散散心：“霜草蒼蒼蟲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絕。獨出前門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币苍S在這遼闊的田野里，凜冽的秋風，能吹散心頭的郁積，村子南北空曠無人，他只好孤零零地佇立在地頭，看著月光下如雪的蕎麥花……或者在蒙蒙細雨里獨自一人到村外渭河沙灘上去散步：

　　渭水寒漸落，里里蒲稗苗。

　　閑傍沙邊立，看人火葦苕。

　　近水風景冷，晴明猶寂寥。

　　復茲夕陰起，野思重蕭條。

　　蕭條獨歸路，暮雨濕村橋。

　　 他想將自己的愁苦排解在大自然的優(yōu)美景色之中，聊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直到陰風吹起，天際飄灑著蒙蒙細雨，天色已暮，這才踏著潮濕的小道回家。要不，他就持一竿竹，在河邊垂釣：

　　渭水如鏡色，中有鯉與魴。

　　偶持一竿竹，懸釣在其傍。

　　微風吹釣絲，裊裊十尺長。

　　誰知對魚坐，心在無何鄉(xiāng)。

　　昔有白頭人，亦釣此渭陽。

　　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

　　況我垂釣意，人魚又兼忘。

　　無機兩不得，但弄秋水光。

　　興盡釣亦罷，歸來飲我觴。

　　 “身雖對魚坐，心在無他鄉(xiāng)”，他想起遙遠時代的姜太公了。當年的姜太公也曾在渭河邊垂釣，但那是“釣人不釣魚”，希冀有人上鉤，以實現(xiàn)自己的宏圖大志，這與自己多么相似，但姜太公“七十得文王”，終被周文王請去干了一番大事業(yè)。而自己呢？當今的“周文王”在哪里？他想到這里，又不禁心頭一沉，頓生惆悵，他又坐不住了，急急地收起釣竿，默默地走回家去；回到家里，又獨自舉杯，以酒澆愁。

　　 白居易身體“本來形體羸”，而這一連串的打擊，更使他“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然而，他仍然堅持自己是正確的，再三檢點，沒有絲毫的個人利益夾雜其中，全是為了社稷蒼生，盡管憂而成疾，卻不改變其主張，“唯有病客心，沉然獨如故”。但這有用嗎？因而又有“去國固非樂，歸鄉(xiāng)未必歡”“何須自生苦，舍易求其難”的情緒流露——古代的知識分子總是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徘徊，白居易表現(xiàn)得更明顯一些，遇到挫折便想放棄自己的主張，《遣懷》這首詩就表現(xiàn)了他矛盾與糾結的心理：

　　樂往必悲生，泰來由否極。

　　誰言此數(shù)然，吾道何終塞？

　　嘗求詹尹卜，拂龜竟默默。

　　亦曾仰問天，天但蒼蒼色。

　　自茲唯委命，名利心雙息。

　　近日轉安閑，鄉(xiāng)園亦休憶。

　　回看世間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無所求，庶離憂悲域。

　　 鄉(xiāng)村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苦透了，“回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他們衣不遮體，燒著“蒿棘火”取暖，而村巷里有的人家因貧窮而不斷發(fā)生親人的喪亡，凄慘的哭聲令人同情與傷悲，白居易寫下了這令人揪心的哭聲，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昨日南鄰哭，哭聲一何苦！

　　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

　　今朝北里哭，哭聲又何切！

　　云是母哭兒，兒年十七八。

　　四鄰尚如此，天下多夭折。

　　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發(fā)。

　　 此刻，他聯(lián)想到自己：

　　顧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

　　褐裘覆紖被，坐臥有馀溫。

　　幸免饑凍苦，又無壟畝勤。

　　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

　　 和民不聊生的生活相比較，白居易“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能有如此的覺悟，在其時算是進步的思想，說明了他對老百姓的苦難有深刻的同情。唐代中后期，內有藩鎮(zhèn)割據(jù)，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為減少，卻供養(yǎng)了大量軍隊，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侶、道士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農(nóng)民負擔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對此深有體驗，他在另一首詩中所寫的“嗷嗷萬族中，唯農(nóng)最辛苦”一樣，這是他對鄉(xiāng)村現(xiàn)實生活的真實寫照。寒冬臘月天，“歲晏無口食”的窮苦人家的婦女兒童，穿著破爛的衣服，冒著如劍的西北風，到田野里采地黃，從凌晨采到黃昏，采得了那么一點點。“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愿易馬殘粟，救此苦饑腸?！边@是一幅多么辛酸悲慘、目不忍睹的生活圖景啊！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丁憂到了除服時間，但出仕毫無音信，他于是決計務農(nóng)為生：

　　猶須務衣食，未免事農(nóng)桑。

　　薙草通三徑，開田占一坊。

　　晝扉扃白版，夜碓掃黃粱。

　　隙地治場圃，閑時糞土疆。

　　枳籬編刺夾，薤壟擘科秧。

　　穡力嫌身病，農(nóng)心愿歲穰。

　　朝衣典杯酒，佩劍博牛羊。

　　困倚栽松鍤，饑提采蕨筐。

　　引泉來后澗，移竹下前岡。

　　生計雖勤苦，家資甚渺茫。

　　塵埃常滿甑，錢帛少盈囊。

　　 這首寄給崔群等朝廷大臣的長詩，固然有虛構的藝術成分在內，然而卻是他在鄉(xiāng)村真實的農(nóng)民生活記錄，不然，寫不出如此的務農(nóng)生活細節(jié)。整天在地里忙活，身體也強壯起來，他《得袁相書》詩中形容自己：“谷苗深處一農(nóng)夫，面黑頭斑手把鋤。何意使人猶識我，就田來送相公書。”袁相，即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白居易在貞元十六年（800），進士及第后再游江南時，袁滋由尚書右丞出刺華州，由此相識。此時，任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若不是郵差趕到地頭送來袁相的信件，有誰還認識他是白居易呢？在下種收割的過程中，覺得種地來得實在，也感到踏實，“莫戀長安道，莫尋方丈山”“不如歸山下，如法種春田”，又說：

　　種黍三十畝，雨來苗漸大。

　　種薤二十畦，秋來欲堪刈。

　　望黍作冬酒，留薤為春菜。

　　荒村百物無，待此養(yǎng)衰瘵。

　　葺廬備陰雨，補褐防寒歲。

　　病身知幾時，且作明年計。

　　 白居易村居數(shù)年之后，思想感情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認為種田人是應該受到人們尊重的。在學農(nóng)的過程中，他虛心向老農(nóng)學習：“吾聞老農(nóng)言，為稼慎在初”，并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情誼：“村中相識久，老幼皆有情”，“言動任天真，未覺農(nóng)人惡”。他也逐漸習慣了鄉(xiāng)居的生活，心態(tài)變得平靜下來，有《村居二首》：

　　 其一

　　田園莽蒼經(jīng)春早，

　　籬落蕭條盡日風。

　　若問經(jīng)過談笑者，

　　不過田舍白頭翁。

　　 其二

　　門閉仍逢雪，廚寒未起煙。

　　貧家重寥落，半為日高眠。

　　 這年的冬天，唐憲宗終于下詔，授了一個閑散職務左贊善大夫給白居易。從此他永遠離開了渭上紫蘭村……但是，家山長憶，無論是謫貶江州還是其他地方，故鄉(xiāng)仍然是白居易精神寄托和心靈的安棲之地，令他魂牽夢繞。離別家鄉(xiāng)，心頭一陣酸楚：“掩淚別鄉(xiāng)里，飄搖將遠行”——是啊，此去不知何日還，他滿懷惆悵，踏上通往長安的古道。

　　 詩風轉折

　　 白居易渭上丁憂期間，是其詩歌的重大轉型期，在傷痛憂患不斷的情況下，白居易詩興卻不曾減弱，有學者說他共寫有119首詩歌，仔細檢點，不算一題多詩，例如《效陶潛體詩十六首》等，計有86首之多，大致分類，主要有描寫故里風土人情、反映當時鄉(xiāng)村社會現(xiàn)實和表達自己思想情緒以及與古人及友朋之間酬和等。

　　 白居易從周至縣尉調任朝廷，擔任翰林學士及左拾遺這段時期，他勇于實踐“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的政治主張，對這年科考風波的鮮明態(tài)度與抵制淮南節(jié)度使王鍔入朝，與圖進奉、賄賂宦官而求宰相之職，力諫不可，還對氣焰囂張的吐突承璀等宦官給予了公開的彈劾，甚至觸怒了唐憲宗。傅璇宗先生認為，“五年間的翰林學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從政的最高層次，也是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個高峰”（見《從白居易研究中的一個誤點談起》），即他諷喻詩所創(chuàng)造的“一個高峰”。高峰過后就是低谷，后來白居易的改官，接著丁憂渭上遭遇的個人種種傷痛憂患，“給他帶來思想、情緒上的最大沖擊”。在這個背景下，反映在詩歌寫作上，便有了一個新的轉折——由此進入傷感詩寫作。

　　丁憂渭上的鄉(xiāng)居歲月，是白居易的人生與思想及詩歌寫作重要的轉折期，在秉持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的同時，開始出入于道釋，尤其是在其詩歌寫作上，漸漸消減了諷喻的社會功能和政治影響，而轉向抒寫內在的個人的情感與哀愁，開啟了傷感詩的寫作階段——這個過程還將持續(xù)到以后的歲月，《白香山集》共收123首傷感詩，力作萃于退居鄉(xiāng)村故居這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