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曉龍:創(chuàng)作者要有擔當精神
鄭曉龍,著名導演、編劇。代表作有《四世同堂》《渴望》《編輯部的故事》《金婚》《甄嬛傳》等,其中多部作品獲“金鷹獎”和“五個一工程”獎。
總有一個故事讓人難忘,總有一個旋律觸動心弦,總有一個人物為你而來……《渴望》《北京人在紐約》《編輯部的故事》《金婚》《甄嬛傳》《功勛》……這些堪稱經(jīng)典的劇目,都出自鄭曉龍和他的團隊。
在鄭曉龍看來,當觀眾不能感受到人的美好的時候,就不接受,觀眾能感受到的時候,就很容易接受。“比如,樸實的人物,表達他們的樸實很重要,不要拍攝成‘帶領群眾怎么奉獻、多么偉大’。他們就是默默無聞的,心里沒想過自己多偉大。一心踏踏實實做工作,最后就可能出成績?!编崟札堈f。
文藝反映生活、影響生活,創(chuàng)作者要有這種擔當,也要有這種自覺和魄力
1982年,剛大學畢業(yè)的鄭曉龍,來到了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原北京電視制片廠)。由于出色的業(yè)務能力,他從編輯一路升任北京電視藝術中心主任。鄭曉龍在這里工作了27年,完成多部“自上而下”的作品,斬獲諸多“五個一工程”獎。
“第一次討論《渴望》的劇本,我們一堆人在飯店討論了四五天,當時初步準備寫主要發(fā)生在家里的一部劇,所以定為室內(nèi)劇。同時有工廠辦公場景,需要大量外景。第二個需要確定的就是,主角是誰。我們希望反映生活中的真善美,就選擇了劉慧芳這樣的主角,定位為年輕漂亮,又善良又賢惠,為家人努力……但無論情節(jié)如何設計,都要在現(xiàn)實主義的框架下展開?!比缃瘢貞洝犊释返膭”境鮿?chuàng),鄭曉龍還會感慨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對創(chuàng)作者有著何等重要的作用。
從小說改編或領導給題目,到走向獨立創(chuàng)作,鄭曉龍時常與身邊活躍的文學青年一起尋找選題和思路。正是在這樣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中,《北京人在紐約》《一場風花雪月的事》等一大批現(xiàn)象級的現(xiàn)實主義題材電視劇先后破土而出。
讓鄭曉龍感到欣慰的是,這些帶著現(xiàn)實主義思考的劇集不僅收獲了高收視、好口碑,還發(fā)揮了一些意外的作用?!啊侗本┤嗽诩~約》,起初大家覺得會不會太貶低外國了?但是確實‘洋插隊’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一年我們的‘出國熱’確實一定程度上降了溫,這就是一部劇對現(xiàn)實的影響?!编崟札埢貞?,《渴望》播出后,犯罪率下降,劇組獲得了公安部表彰。《金婚》播出后,婦聯(lián)告訴他當年離婚率甚至出現(xiàn)了一定下降。
“這就是文藝作品對現(xiàn)實直接的影響,更別說現(xiàn)實主義反映的人性美好、對人性黑暗的鞭笞給大家?guī)淼膯l(fā)有多少了。我們的時代還是現(xiàn)實主義的態(tài)度,文藝反映生活、影響生活,創(chuàng)作者要有這種擔當,也要有這種自覺和魄力?!编崟札堈f。
古裝劇也要增強劇作的厚重感和感染力,沒有好的價值體系是不行的
很多90后、00后觀眾是因為《甄嬛傳》認識鄭曉龍的。該劇的播出,引發(fā)收視狂潮,甚至打開了海外市場。拍了那么多現(xiàn)代劇,拍一部古裝劇《甄嬛傳》也大獲成功,不少人說鄭曉龍總是“踩在流行點上”。
“我沒有故意踩什么流行的點,但堅持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堅持觀照現(xiàn)實,所以很容易就踩上了。”鄭曉龍說,《甄嬛傳》《紅高粱》《羋月傳》都是以現(xiàn)實主義態(tài)度做的,2014年《求是》雜志第一期有一篇評論,提到甄嬛是對封建制度下婚姻的批判,這令鄭曉龍非常開心,覺得說到了自己心里。
“我們不是講古時候卿卿我我的愛情,之前一些古裝劇把宮廷講得美好快樂、皇上至情至性,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我們看這個小說是因為有一個好的人物關系,但如果沒有好的價值體系,是不行的。我把劇情設置到雍正年代,就是希望增加對封建制度的批判。”鄭曉龍說。
“在《羋月傳》里宮斗少了,這里的宮斗不僅是為了爭寵,更有家國情懷?!薄墩鐙謧鳌分螅崟札垖Α读d月傳》有著新的深入思考,羋月反對世襲,重視軍功,是中國歷史上從奴隸制到封建制轉(zhuǎn)化過程中先進生產(chǎn)力的代表。
“古裝劇也要有歷史唯物主義態(tài)度和歷史唯物主義創(chuàng)作精神,不是簡單展現(xiàn)宮斗,唯有如此才能增強劇作的厚重感和感染力?!编崟札堈f,《甄嬛傳》的主題是批判,《羋月傳》則努力想帶給觀眾積極的勵志。
真實地反映時代,真正深入生活,直面生活中的問題,才能做出真正成為高峰的作品
怎么判斷一部劇的優(yōu)劣?鄭曉龍說,自己一直堅持兩條標準:“一是人設、語言,要符合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的人的真性情。很多作品不說人話,不按照正常人的標準做事,很可笑。二是價值觀是不是正確,電視劇一定要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p>
民族大事或創(chuàng)作憂思,鄭曉龍皆能匯成一鍋飽含人情味的高湯。這種人情味,源于他對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風格的堅持。他認為,每個人在戲里的個性和對社會的認知,事先都要有源于生活的設計。
犀利的日常觀察,往往令鄭曉龍的作品成為在時代熱銷的精神食糧。拍攝《北京人在紐約》之前,鄭曉龍曾去美國體驗生活半年。在美國的那段時間,鄭曉龍修改了原著中的一些情節(jié):加了大衛(wèi)這個人物,加了王啟明和郭燕離婚的情節(jié)。在鄭曉龍看來“這是典型化”:“去了美國,當然得跟美國人發(fā)生點聯(lián)系,而中國人講究‘奪妻之恨、殺父之仇’,我把你生意給搶了,這樣才有意思。”
談及創(chuàng)作技巧,鄭曉龍說自己還有一個堅持,就是語言要符合人物的真性情。比如《甄嬛傳》中有許多到如今還流行著的話,皇后的“臣妾做不到啊”和華妃的“賤人就是矯情”,都成了被網(wǎng)友“玩壞了”的典型語言?!霸谔囟ǖ姆諊?,讓你覺得很真實地反映了這個人物的形象,這種語言就是成功的。語言的設計要看人物身份,不同身份有不同語言,要注意語言文學性、生活性的統(tǒng)一?!编崟札堈f。
除了審美、娛樂,文學作品還有認識的價值?!白钪匾木褪乾F(xiàn)實主義態(tài)度,真實地反映時代,形象大于思維,藝術家、創(chuàng)作者要真正深入生活,直面生活中的問題,真實反映其優(yōu)點缺點,不加虛飾地反映,才可能做出真正成為高峰的作品。”鄭曉龍說。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楊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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