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梅 金夏輝

　　歷史類紀錄片《紫禁城》以紫禁城為線索，以變局為切入點，通過12個篇章，講述明清600年歷史中的重要歷史事件，總結了歷史發(fā)展中的得與失，呈現(xiàn)中華民族的寶貴智慧。它既強調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又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迥異于其他文明的特征，帶領觀眾叩問滄桑歷史、追尋文化根脈。

　　紀錄片《紫禁城》站在大歷史的視角，跳出紅墻綠瓦，來講述與“紫禁城”有關的歷史風云。如通過中外文明的對比，來表現(xiàn)中華民族的種種特征。第八集《盛世》講述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訪華時，強調了中英雙方互贈的禮物——玉如意和毛瑟槍，指出“槍和如意，分別代表各自的文化立場”，以此說明中華民族的潛在實力和禮儀文明。如通過變局中的中外文明對比，來總結中華民族的歷史教訓。第六集《余暉》介紹了各國的銀礦枯竭所帶來的白銀短缺的變局，指出歐洲國家由于白銀短缺建立起初具雛形的現(xiàn)代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而明王朝則由于白銀短缺發(fā)生了經(jīng)濟衰退。以此證明了自大和保守思想的嚴重危害性，總結了慘痛的歷史教訓。

　　“作為歷史類紀錄片，如何引導觀眾全面、深入、清晰地認識歷史，尊重歷史，形成對歷史的自覺，帶動當代人對歷史的追尋與叩問，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創(chuàng)作命題?！薄蹲辖恰凡捎昧送ㄋ椎姆绞絹肀憩F(xiàn)中華文化的魅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物和歷史的巧妙結合，以及歷史故事和主題歌曲的精彩對照。該片擅長以小見大，通過文物的細節(jié)來表現(xiàn)宏觀的歷史。如第二集《基業(yè)》用故宮博物院的文物李公麟《臨韋偃牧放圖卷》中的馬，表現(xiàn)明前期尚武征戰(zhàn)的特點。同時，該片也通過現(xiàn)代技術讓畫卷中的人物動起來，如第一集《王者》讓《皇都積勝圖》中的古人行走起來，并且配以激昂的音樂和仿真的街道喧鬧聲，表現(xiàn)歷史上的繁華街景。這樣的藝術處理方式顯然打動了受眾，一些網(wǎng)友在彈幕里指出畫卷中男子穿粉色衣服的細節(jié)，說明動態(tài)畫卷的表現(xiàn)形式引發(fā)了觀眾對于明代生活習俗等方面的興趣和關注。正如該片總導演吳志勇所言，“文物是一個佐證，不是為了展示而展示”。而此前的故宮題材紀錄片提及文物，似乎更多是為了表現(xiàn)文物本身的制造過程或藝術價值，而不是為了引入與之相關的歷史故事。如《故宮》第七集《故宮書畫》介紹了書畫的創(chuàng)作和保存等過程，而未將書畫的內容所揭示的客觀世界作為重點表現(xiàn)對象。由此可見，《紫禁城》通過文物所承載的歷史信息，更為生動形象地表現(xiàn)了中華文明，加強了觀眾對于中華民族的感性認識。

　　近年來，故宮題材紀錄片的數(shù)量不少，大致可分為三類：宏大主題類、微觀主題類、具體人物類。其中，《故宮》（2005年）基于多個宏大主題展開敘述，從建筑藝術、使用功能、館藏文物和由皇宮到博物院的嬗變歷程等宏觀視角切入，全面展示了宮殿建筑、珍貴文物、人物命運和宮廷生活等方方面面，強調了故宮作為人類共同歷史文化遺產(chǎn)的價值。此后的《當盧浮宮遇見紫禁城》（2010年）和《故宮100》（2012年）圍繞微觀主題展開敘述：前者演繹了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東西方藝術史，強調了中西方文明相互交流的寶貴價值；后者則基于紫禁城建筑的實用價值，借助微紀錄片的形式，用極具創(chuàng)意的解說詞和影像表現(xiàn)宮殿建筑的美學價值和文化內涵。而《我在故宮修文物》（2016年）、《故宮新事》（2017年）、《我在故宮六百年》（2020年）則記錄了文物工作者在故宮日常工作的點滴。它們都聚焦于文物保護者的故事，不僅表現(xiàn)了匠人精神，還展現(xiàn)了文物修復者對于文物的理解——以物載道的器物精神。

　　縱觀本世紀以來的故宮題材紀錄片，可以發(fā)現(xiàn)其發(fā)展脈絡呈現(xiàn)出以下兩個重要特征，即不僅視野經(jīng)歷了“宏觀—微觀—宏觀”的嬗變，其表達方式也越來越年輕化。其中，視野的變化是從一開始的寬廣的視角，到具體的美學價值和文化內涵的解讀視角，再到文物保護者富有人情味的個體視角，最終，則是宏大的中華民族視角。而表達方式的年輕化趨勢在《故宮100》《我在故宮修文物》《紫禁城》等片中尤為明顯?！豆蕦m100》單集時長不超過六分鐘的微紀錄片形式，符合快節(jié)奏社會中年輕人的觀賞需求；《我在故宮修文物》中年長修復師的專注精神和其弟子們的青春活力，引起不少年輕觀眾的共鳴；《紫禁城》片尾的主題曲憑借歌手的社會影響力，以及兼具古意和流行元素的曲風，大大拓展了受眾范圍。

　　這兩個特征的產(chǎn)生，與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具有相關性。首先，社會經(jīng)濟的飛速發(fā)展，催生了多元的價值觀和“宏觀—微觀”的視野嬗變，而當下世界經(jīng)濟和技術等領域的飛速發(fā)展，又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和確立中華民族的精神和身份，催生了“微觀—宏觀”的視野轉型。其次，日新月異的消費社會，也拉大了年輕人和中老年人觀賞習慣方面的差異，紀錄片創(chuàng)作者需要借助年輕化的表達方式吸引年輕觀眾，以進一步實現(xiàn)紀錄片的社會價值。

　　回顧故宮題材紀錄片這一發(fā)展脈絡，可見人們對于中華文明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入：從整體性的恢宏印象，到具體的藝術價值、美學價值和文化觀念，再到文物保護者的匠人精神和器物精神，直至《紫禁城》所展現(xiàn)的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這個認識過程，也反映了中華民族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如《紫禁城》不再僅僅表現(xiàn)中華民族內部，而是聚焦全球視野中的中華民族歷史，借助年輕化的表達方式，讓觀眾看到中華文化的滄桑與璀璨。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